《“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毛泽东一桩未了的心愿从１９６９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之日起，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在此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国共产党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①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到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②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③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１９７３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④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⑤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⑥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邓小平的整顿
历史进到７０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⑦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⑧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⑨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⑩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１９７５年２月到９月，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
１９７５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⒀他还对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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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国共产党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①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到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②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③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１９７３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④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⑤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⑥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邓小平的整顿
历史进到７０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⑦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⑧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⑨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⑩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１９７５年２月到９月，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
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书面检讨。? ⑿这件破天荒的稀罕事，极大地打击了极左思潮的气焰。
１９７５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⒀他还对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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