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考

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建立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有人说，我国建国后的生产关系变革应当到此为止，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以后所走的弯路就可以避免，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后来的改革了，因为后来的改革取向，实际上就是建国初期生产关系的回归……。其实，这五种经济成分虽然与当今改革中的生产关系有诸多相似之处，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且我们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显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得对一切脱胎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如同后来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一样，具有必然性。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并最终确定了一条“求同”的思维路线，即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则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因此，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三大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和迅速，有些人把它简单理解为“全国人民的热情高涨所至”，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三大改造迅速成功，深层原因还在于毛泽东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即毛泽东要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与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高度一致。没有毛泽东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当时不建立起巩固的甚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是难以建立的，这一点，和后来的生产关系改革并不相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上，毛泽东虽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却是有着历史性的贡献的。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所遵循的是一条以“存异”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思维路线。应当说，建国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不仅使饱受苦难的中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我认为，这是后来一切改革及其成就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并没有诞生，那也就谈不上改革，自然也就谈不上成就了，这种前提——发展——改革——成就的历史沿革与演进，当然离不开包括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内的思想理论的既相互继承、融合，又迥然不同，风格各异的相继、互补关系。 在人类进入20 世纪70年代，在中国经过几多天灾人祸之后，邓小平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以“存异”为主线思考触及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改革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由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生产关系不应当是单一、纯粹的，而应当在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有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分配制度……。这种生产关系改革的重大定位，为改革顺利进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有人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其实不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不但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且总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这样认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而且正在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邓小平则是它的伟大的奠基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存异”为主的思维路线与毛泽东“求同”为主的思维路线，它们是产生于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思想理论，但又不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求同”是“存异”的基本前提，“存异”则是“求同”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求同存异”，必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前途乃是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任，则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毛泽东在建国后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必然是如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勾画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中国化地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以及如何按照这些内涵和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所思考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的内涵，而是如何把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实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因此，邓小平必然是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显著特征，实践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对于几经挫折、几乎断了前程的中国来说，是多么的及时和重要。  
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即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全面探索，有许多方面对于今天的建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譬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矛盾的学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思想，关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等等，无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尚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初步的但十分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他指出，否认价值规律，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只要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要看商品生产与什么经济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还着重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

主义服务。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进行了相当多的可贵探索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不仅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先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从经典作家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立足点。这一方面有其必然性，即不这样做就难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教条主义有了盛行的土壤。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却又是必须做到的。  
作为成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则十分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此立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应当说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路径，坚持基本原理而又不唯原理，全面把握科学内涵而又突出重点，是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所在，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这一理论所依据和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表现在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的基本理论无不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是这一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邓小平理论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则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国情下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充满理性睿智而又高度务实的思维路线支配下，才有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系统理论。因此，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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