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二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挥和发展，则各自构成了既与前人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独特内涵的科学体系。任何一种伟大理论的产生，总是一方面脱颖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闪烁着前人思想的理性火花；而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并不意味它产生其中的理论不再重要，理论的每一次演进，都会是以更加充实的内涵指导着更加丰富的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考，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只有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切实地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只有真正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才谈得上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从为着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深入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几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领域，都提出了他的新见解，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理论则发端于20世纪的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各项建设工作，当然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但这种指导已经不是、也不必是对哲学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而是要抓住它的实质和核心，为建设事业开辟一个清晰而正确的思路。由此，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哲学底蕴各有千秋，但其精髓却是出于一辙，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会经历若干发展阶段，相应的还会产生若干具有实质内涵的理论成果，而每产生一次理论成果，都会像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阶段”，从而会指导更高一级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起点，它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极其复杂而又呈多样化，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方方面面，以寻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切入点。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理论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逻辑起点的毛泽东思想，需要它在理论体系的诸多方面首开先河，给未来中国的发展作一初步定位，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理所当然成为先导。因而，无论是毛泽东专门论述哲学问题的长篇巨著，还是他体现在各类文稿中的哲学思想，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支柱和精髓。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以全新的视角、深邃的见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且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譬如，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再如毛泽东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不仅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对我们的改革实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赋予它新意，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作的简明概括，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灵魂中最基本的原则。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事求是，事关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决定了事业能否顺利前进。因此，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必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富有勇气和魄力和阐释和运用并赋予它充满时代感的全新内涵，则成为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诞生的逻辑起点。  
前已述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必然要造就若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以指导发展变化了的实践，而每一个理论成果，都必然是继承前人而又充满个性，邓小平理论就是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单刀直入”而又是极其迅速地确定了它科学体系的坚固基石，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曾反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状态。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应当说，为什么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这并不是邓小平所主要关注的，因为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实事求是是一篇永远作不完的文章，它要时时关注发展变化着的客观情况，充满着动态特征。邓小平在特定条件下主要关注和反复论述的，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以及如何才能把实事求是贯彻在具体工作当中。譬如针对“文革”结束后所遇到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必须解放思想，才能实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纳入正确轨道。因此，综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科学体系，它们都是以正确的哲学思维为先导，在立足实际的前提下阐释、发挥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充满理性而又切中实际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体系大厦的基石和支柱，体现了前后相继、相得益彰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一脉相承关系；而两大成果的鲜明个性，则既是两代领导人的思想写照，更是中国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两者的主脉络，就是发展——超越——发展……邓小平虽然没有阐述哲学的专论，但他见之于各种讲话和文稿中的哲学思想，虽然简单明了却又非常的博大精深，它同毛泽东对哲学问题的全面论述一样，足以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2.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有一个重大缺陷，即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同样是伟大的，只不过它不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以宏篇专著的方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各种论著之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紧紧围绕的目标，就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不可能不论及政治经济学，然而，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样一种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侧重点，必然是如何建立和巩

固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思想就必然充满斗争性，必然处处体现为“破”，因为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即只有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比较之下，应当说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而其立足点则是“立”，即如何建立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完整而系统的论述，它初步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破除旧的生产关系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是经过两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的艰辛努力而完成的，理论和实践的前后相继，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事业顺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从三大改造开始的，建国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经过经济变革和改组，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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