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二：合理性概念的定义

的一切动机都被排除在了外面）。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证可以看
作是换了其他手段通过反思对交往行为的一种继续。

　　其次，一旦我们把论证言语当作程序（Prozedur）来看，它所涉及到的就是一种具有
特殊规则的互动形式（Form der Interaktion）。而且，话语的沟通过程被规定为正反双
方的协作分工形式，从而使得参与者：

　　--把成问题的有效性要求摆出来；

　　--摆脱行为和经验的压力，提出假设；

　　--根据理由，而且仅仅根据理由来检验正方所维护的要求是否合理。

　　最后，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论证就是要根据内在特质（intrinsische
 Eigenschaften）把令人信服的论据生产（produzieren）出来；有了这些论据，有效性
要求可以得到兑现，也可以被反驳掉。论据是一些手段，依靠论据的帮助，主体相互之间
可以对正方起初所提出的假设性的有效性要求加以认可，并进而把意见转化成知识。论据
拥有一种普遍性的结构，图尔明对此曾有过明确的描述。图尔明认为，一个论据是由成问
题的表达所组成了，这个表达提出了具体的有效性要求（conclusion），并根据理由（
ground）用这个表达提出有效性要求。理由的获得离不开规则（推理法则、原则、规律等
）的帮助（warrant）。而规则又是建立在不同种类的自明性基础上的（backing）。一旦
情况允许，必须对有效性要求加以修正或限制（modifyer）【40】。图尔明的这个观点同
样也是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尤其是结合不同论证层面的分化来看，就更加值得进一步
予以完善。但是，任何一种论证理论都面临着这样一种使命，即：把具有充分理由的论据
的一般特征明确下来。就此而言，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对论据中所使用的命题加以描述虽
有必要，但还远远不够。

　　以上所说的三个分析层面可以提供不同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学
科分类对它们加以区分：修辞学探讨的是作为过程（Prozess）的论证；雄辩术涉及到的
则是论证的实用程序（Prozedure），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论证结果（Produkte）。事实
上，不同层面上的论证表现出来的结构各不相同：首先是一种坚决反对压制和不公平，并
且带有理想色彩的言语情境的结构；接下来是一种追求更好论据，并且具有一定程序的竞
争的结构；最后是决定不同论据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但是，仅仅停留在任何一种
层面上，都不足以揭示出论证言语的内在理念。我们通过论证相互发生关系，其基本冲动
在论证过程这个层面上的首要意图是，要让广大听众信服，并使表达能够获得广泛的赞同
；而在论证程序层面上的意图则表现为，对假设的有效性要求进行争论，并最终达成合理
共识；在论证结果层面上的意图表现为，用论据对有效性要求加以证明或兑现。然而，有
意思的是，在努力对论证理论相应的基本概念，诸如"广大听众的赞同"【41】、"合理共
识的达成"【42】以及"有效性要求的话语兑现"【43】等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三个分析
层面并不能永远处于分离状态。

　　我想举最近的一种尝试为例来对此加以说明；这种尝试在讨论论证理论时仅仅关注到

了论证过程的一个层面。其代表人物是沃尔夫岗·克莱因（Wolfgang Klein）【44】。克
莱因的目的是想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对修辞学问题加以转换。他所选择的视角是试图描述和
解释论证过程的观察者。为此，克莱因并没有从客观主义的角度入手，认为只有论证参与
者能够观察到的行为才是可以容忍的；在严格的行为主义前提下，根本无法鉴别论证行为
和一般的言语行为。克莱因探讨的是论证的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对所使用的论据作出一
种客观的评价，而想严格从描述立场的角度出发，对论据的意义加以探讨。这样，他就既
和图尔明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图尔明认为，离开一种（起码的）内在评价，论证的意
义是无法揭示出来的。也和修辞学传统保持距离--修辞学传统所关注的是令人信服的言语
，而非其真实性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讲，图尔明的图式比他所批判的形式命题更加接近于实际论证；但是
，图尔明的图式是一种正确论证的图式；他并没有象实际从事论证的人那样去做经验研究
。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佩尔曼/奥尔布莱希特-蒂特卡（Perelman/Olbrechts-Tyteca），
尽管他们所有的哲学命题最初都是从实际论证当中获得的；核心概念之一"广大听众"（
auditoire universal），并非是指一群活生生的人，比如当下活在世上的人们；而是指
某种难以捉摸的不确定的力量……我所关注的不是什么是合理的或正确的论证，而是人们
--不管他们如何愚蠢--究竟如何进行论证"【45】。

　　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克莱因从外在视角入手把"实际论证"（tatsaechliches
Argumentieren）与"有效论证"（gueltiges Argumentieren）彻底区分开来，这样做究竟
存在着哪些矛盾的地方，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呢。

 　】死 因首先把论证言语的活动范围明确了下来："论证就是要借助于集体有效性把集
体问题转化成为集体有效的命题"【46】。论证参与者想用各种理由对值得追问的有效性
要求加以确定；而这些理由之所以能够让人信服，说到底所依据的就是集体共同掌握的可
靠知识。克莱因对论证意义的经验主义还原表现为他所使用的"集体有效性"（das
kollektiv Geltende）概念。按照克莱因的理解，所谓"集体有效性"，是指一些观念在一
定时间范围内被一定的群体所共同掌握；就这个概念来讲，实际有效性与超越具体时空和
社会约束的有效性之间所具有的一切内在联系，都被克莱因一笔抹杀了："因此，有效性
和问题是同人、具体时间密切相关的"【47】。

　　为了把这种"集体有效性"限制为各种实际表达出来、并真正被接受的信念，克莱因对
论证加以了描述，但把信念的一个关键纬度给抹杀了。根据克莱因的描述，促使论证参与
者信服的是各种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是一些致使立场改变的模糊动因。克莱因的描述把
一切能够运用理由对合理性作出评价的标准都给中立化了；他不允许理论家从内在视角出
发而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一旦我们使用克莱因所提供的概念，一切论据之间也就没有了
什么差别了，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论证被完全接受下来"【48】。

 　】死 因本人也认识到，如果我们用可接?性（Akzeptanz）来取代有效性（Geltung）
概念，论证逻辑势必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对于这样一个理论命题，人们或许会认为，其中的真实性和现实关联被放弃了
，而这些是论证所应当涉及到的；看起来，这种考察方式似乎仅仅取决于是谁在进行论证
，而不取决于究竟谁是正确的；这样做无疑是一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二：合理性概念的定义(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