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nbsp;就哲学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让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直接地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既然哲学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的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导和提升这些需要，使人们实践的需要与理论的需要能够在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联系起来、一致起来，从而走向哲学与现实之间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在整个20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和变革。其中有两件堪称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人类的面貌，这就是：（1）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应用；（2）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两大实践的背后，都必然显露出一定哲学思维的特征；在两大实践的经验中，都包含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因此，要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来反思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不着眼于深层思维方式的演进。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实体化或“实体中心论”的思维，是２０世纪以前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与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最终都归依于某种特有的或终极的实体（物体、粒子等）的存在，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现象的最终实体，才是达到了对它的科学解释。例如在科学史上，曾有过把燃烧现象归结为“燃素”的存在与属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可说是单纯实体型思维的一个典型，虽然它本身早就被纠正了，但那种思路却并未被从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中，寻找最终的实体和粒子之类，却已不再是科学的前沿。与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信息等“关系”特征和状态，成了从“老三论”、“新三论”直到最新科学理论的突出成果和特征。就是说，科学已在走向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思考方向和思考重点。２０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发展，更加充分地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辩证法特征，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走向了以“关系思维”为主型的阶段。
从哲学上看，单纯实体型思维与哲学上把“本体论”（指关于“始基”和终极存在物的理论）当作“第一哲学”的传统有关。其主要的特点和缺陷是：对于“存在”范畴，只把它与“存在者”（实体）范畴（“什么存在着”）相联系，即只把“存在”当作一个名词（“是者”），当作对实体及其属性的静态指称来理解和使用；而没有把“存在”同时也理解为一个动词，即关于“存在方式”（“怎样存在着”和“怎样才是存在”）的范畴。说到“存在”时，它不能自觉地把诸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过程”等同时考虑在内，而是实际上把它们与“物质”分离开来思考，因此难以注意“关系”的存在论意义。
所谓“关系思维”的特点，就是不再把“存在者”即本体和实体当作“存在”的唯一涵义，即不再仅仅以“本体论”的名义去思考“是什么”和“什么是”的问题，而是发现并上升到关于“存在方式”思考阶段，进一步提出和思考“何为是”和“如何是”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否认或消解实体，但指出原来的“本体论问题”仅仅是“存在论”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即“存体论”；而与之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可以叫“存态论”问题，即关于存在方式的思考。它意味着要从内外部结构、联系、系统、秩序、信息等关系状态来进一步深入把握世界万物的存在，从运动、相互作用、联系和关系等“存在方式”的意义上来把握丰富、深刻、动态的现实。这是当代最新科学成就的特征和启示。而这一历史发展的先驱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成果，则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倡导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之中。
（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某些导致错误和挫折的理论教训，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传统哲学模式”－－指苏联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得失。
这一“传统模式”是经过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恩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的背景下整理出来的。这使它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或“原生形态”。经过了几十年的“文本核对”和“实践检验”之后，现在可以认为，在理论观点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只能说是部分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基本知识和原理，而在总体上，包括精神实质、逻辑结构、思维方法特征等在内，却并不能说它已经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停留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准备的那些思想成果）的水平，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例如，该书把“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截然分开，当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已往的哲学静态直观思维的通病，马克思从未赞同过），似乎“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关于自然界的观点与方法，并且由此而被当作一般的、普遍的观点与方法；似乎“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即“唯物史观”的同义语；并以这两个“主义”相分列和并立的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的框架。更有甚者，这一体系还不正确地强调说，这“两个主义”之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贯彻和应用”，因此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新世界观形
该书大量重复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起点，而是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结论体系。如：关于“物质第一性”等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即已得出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以黑格尔的“三大规律”为主体的辩证法学说等。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贯彻。这样的理论定位，事实上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理论突破和创造。这种重大的误解不仅造成了理论结构上的缺失，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扭曲。
再如，“人”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都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马恩曾对人的问题作过极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包括如何理解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个人与社会、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最具创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与基本观念。应该说，在人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结束了已往“人＝肉体＋精神＝有思想的动物”这种简单的归结方式，而是发现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层本质──人的社会存性质。这一发现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学说的基础，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学理论和方法。然而旧教科书体系却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视这些，却在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观念中，将“人们的”三字轻轻地抹去，变成了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社会存在”（实际是仅指人们公共的、共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这一“抹” 《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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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在整个20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和变革。其中有两件堪称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人类的面貌，这就是：（1）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应用；（2）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两大实践的背后，都必然显露出一定哲学思维的特征；在两大实践的经验中，都包含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因此，要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来反思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不着眼于深层思维方式的演进。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实体化或“实体中心论”的思维，是２０世纪以前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与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最终都归依于某种特有的或终极的实体（物体、粒子等）的存在，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现象的最终实体，才是达到了对它的科学解释。例如在科学史上，曾有过把燃烧现象归结为“燃素”的存在与属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可说是单纯实体型思维的一个典型，虽然它本身早就被纠正了，但那种思路却并未被从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中，寻找最终的实体和粒子之类，却已不再是科学的前沿。与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信息等“关系”特征和状态，成了从“老三论”、“新三论”直到最新科学理论的突出成果和特征。就是说，科学已在走向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思考方向和思考重点。２０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发展，更加充分地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辩证法特征，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走向了以“关系思维”为主型的阶段。
从哲学上看，单纯实体型思维与哲学上把“本体论”（指关于“始基”和终极存在物的理论）当作“第一哲学”的传统有关。其主要的特点和缺陷是：对于“存在”范畴，只把它与“存在者”（实体）范畴（“什么存在着”）相联系，即只把“存在”当作一个名词（“是者”），当作对实体及其属性的静态指称来理解和使用；而没有把“存在”同时也理解为一个动词，即关于“存在方式”（“怎样存在着”和“怎样才是存在”）的范畴。说到“存在”时，它不能自觉地把诸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过程”等同时考虑在内，而是实际上把它们与“物质”分离开来思考，因此难以注意“关系”的存在论意义。
所谓“关系思维”的特点，就是不再把“存在者”即本体和实体当作“存在”的唯一涵义，即不再仅仅以“本体论”的名义去思考“是什么”和“什么是”的问题，而是发现并上升到关于“存在方式”思考阶段，进一步提出和思考“何为是”和“如何是”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否认或消解实体，但指出原来的“本体论问题”仅仅是“存在论”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即“存体论”；而与之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可以叫“存态论”问题，即关于存在方式的思考。它意味着要从内外部结构、联系、系统、秩序、信息等关系状态来进一步深入把握世界万物的存在，从运动、相互作用、联系和关系等“存在方式”的意义上来把握丰富、深刻、动态的现实。这是当代最新科学成就的特征和启示。而这一历史发展的先驱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成果，则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倡导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之中。
（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某些导致错误和挫折的理论教训，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传统哲学模式”－－指苏联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得失。
这一“传统模式”是经过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恩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的背景下整理出来的。这使它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或“原生形态”。经过了几十年的“文本核对”和“实践检验”之后，现在可以认为，在理论观点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只能说是部分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基本知识和原理，而在总体上，包括精神实质、逻辑结构、思维方法特征等在内，却并不能说它已经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停留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准备的那些思想成果）的水平，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例如，该书把“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截然分开，当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已往的哲学静态直观思维的通病，马克思从未赞同过），似乎“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关于自然界的观点与方法，并且由此而被当作一般的、普遍的观点与方法；似乎“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即“唯物史观”的同义语；并以这两个“主义”相分列和并立的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的框架。更有甚者，这一体系还不正确地强调说，这“两个主义”之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贯彻和应用”，因此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新世界观形
成的巨大实质性意义。
该书大量重复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起点，而是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结论体系。如：关于“物质第一性”等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即已得出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以黑格尔的“三大规律”为主体的辩证法学说等。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贯彻。这样的理论定位，事实上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理论突破和创造。这种重大的误解不仅造成了理论结构上的缺失，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扭曲。
再如，“人”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都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马恩曾对人的问题作过极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包括如何理解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个人与社会、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最具创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与基本观念。应该说，在人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结束了已往“人＝肉体＋精神＝有思想的动物”这种简单的归结方式，而是发现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层本质──人的社会存性质。这一发现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学说的基础，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学理论和方法。然而旧教科书体系却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视这些，却在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观念中，将“人们的”三字轻轻地抹去，变成了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社会存在”（实际是仅指人们公共的、共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这一“抹” 《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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