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

后者过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当局。使他获释。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１９０５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１９１１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因此，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却未能控制全国。实际权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勃勃的帝国官员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年）手中，他统率着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孙中山不愿意冒必将招致外国干涉的内战的危险，于１９１２年２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袁世凯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不赞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制度；他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相反，无疑也与他的个人野心相悖。 
    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袁世凯为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而成立了进步党。１９１３年４月选举国会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这一挫折对袁世凯的限制并不太大，因为他有军队、官僚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事实上，最后的较量集中在２，５００万英镑这笔贷款上；这笔钱是袁世凯从五个列强那里借来的。由于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钱用来加强他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党领导人曾警告各国政府：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贷款须经国会批准；由于国会永远不会批准这种特殊的贷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各列强宁愿支持独裁者袁世凯，正如他们早些年支持满清王朝一样。于是，袁世凯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如国民党所担心的那样，他将这笔钱用于巩固他的地位。他这时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杀国民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这些措施致使孙中山于１９１３年夏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尚不成熟，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地镇压下去。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人

的野心做准备。１９１３年１０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自发的 ”请愿。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接受皇帝的称号。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１９１６年３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年６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１９２６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１９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１９１１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第4页)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１９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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