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

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１９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１６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１７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增强。人口从１６００年的１，８Ｏ０万猛增到１７２５年的２，６００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２１７００年，江户人口接近１００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３０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１７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

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很。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１９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外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被拒绝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１９世纪中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动，强迫日本表态。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１８５４年２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于３月３１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１８５６年签定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３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七、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１８５８至１８６５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１８６３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１８６４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应该指出，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国在诸港口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权之类的种种特权，按照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市政机构的方式在当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国内纷争四起，这些外国机构都希望日本能象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沦于西方的统治之下。但是，与中国的文人学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赞扬美国的颂文中得到清楚说明；这篇颂文大约是在中国皇帝傲慢地通和乔治三世国王，说中国不需要西方蛮族的任何东西的同时，由一位日本学者撰写而成的。 
    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输入的商品中，没有什么比表更珍贵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开头发的本领方可制作。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将这种工艺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再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这三座城市的人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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