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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创造过程,这种批评,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了一种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22)
    其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23)而文学批评则应当去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两极对抗关系,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者由于把文学批评看成是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抗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詹姆逊也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作“征兆”分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遏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途径与方式,詹氏本人对海明威小说的解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詹氏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已的商业社会面前,硬汉形象是作者对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是在利用意识形态(文学)来批判现存社会与文化。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 “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24)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同传统的标榜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一种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取向或价值立场。换句话说,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禀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斗争精神和干预主义的信仰。
    再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策略性和诊断性。策略性源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在现实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面前,文学批评要通过干预现实达到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的目的,只能在策略性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例如,解构主义的文化反抗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性活动。它不是从正面来批判传统文化,而是从颠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入手来揭露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在耶鲁学派中,保罗·德·曼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的解读就是从语言的修辞性特性来消解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并进而将其修辞学解构理论推广到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也大多是从权力结构的载体——话语形态分析入手的。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征兆”分析、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学和文化解读。正是在这种策略性的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使批评实践本身更加复杂化。
    由于是在隐蔽的策略性活动中进行着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实践活动又往往是诊断性的。这种诊断性突出表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使文学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采取一种诊断性的阅读方式和分析方式进行文化或文学分析,“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麻疹或精神分裂症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以实施急需的治疗,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25)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


    现在的问题是:
    “文化”这一个术语究竟带有美学意义还是人类学意义或政治意义?
    在“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和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关键范畴的今天,文化研究是否会转变成对自由多元主义的统治文化的传播?
    在文化的开放与宽容中,比较文学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吗?
    在文化研究促成“历史大联合”伟业的过程中,如何在文化的互融性中区分出文学的独特性?
    一种策略化的隐蔽性的政治文化联姻

,能使学院式文学批评达成社会改革吗?
    ……
    也许这些问题正是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所不得不面临和要加以解决的。

    注释:
    (1)、(2)、(3):(英)特雷·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
    (4)、(5):参(英)大卫·戴奇斯《一条无形的脐带:批评与文化》一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版第2期。
    (6)、(法)德里达《立场》,芝加哥, 1981年英文版第17页。
    (7)、(8):《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9)、(10):《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305、307页。
    (11)、(12):参(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一文,载《上海文论》,1987 年第5期。
    (13):(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第十章,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第一版,964页。
    (14):参见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一文。载于《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
    (15):参(美)J·L·牛顿《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16):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一版,第271页。
    (17)参见秦喜清《伊莱恩·肖瓦尔特与“妇女批评”》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 1994年版第8期。
    (18):参(法)伊莱恩·肖瓦尔特《女性主义与文学》一文,载《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
    (19)、(23):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 1996年第一版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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