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主主义
信仰忠贞不二的立场，跟儒家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的美学意义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形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达到和谐统
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兰迪·皮
伦布姆(Randy Peerenboom) 在比较这两点时说：“思相自由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
核心。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石
。”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论，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条的保守主义和正
统观点。
《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份
的和谐相处，这层含义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而且清晰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
谐追求的前提是，默认各种不同的成分，并力图使之和谐。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共同的理
性模式里，隐含着相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预先设定了强度和比较的标准
。
如果我们考察“思考的权利”(right to think)和“合理的思维”(right
thin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有很大
的不同。中国人不认为思想与行动既可以合为一体，又能够彼此分离。在中国传统中，思
想、性情与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思
维、行动与情感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我和郝大维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的第二章里，我们比较了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关怀上的不同。我们引用葛瑞汉(Angus
Graham)的说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哲学家则关心“
什么是真理?”葛瑞汉揭示了中西文化问题意识的明显区别，那就是，中西文化面对在自
然和人类社会中，人应该怎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方向这个问题时，答案完全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事物是什么？”，“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简而言
之就是，“这是(is)什么?”，这就是后来一直为西方哲学家重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出
发，西方哲学家对事实和原则作了区分，并发明了一套范畴来认识世界。古代中国知识分
子对“如何得道”的追问，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文
化方向，这种文化方向使他们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使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
中施展才华。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每当中国全社会开始反思的时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容易被破坏
，很自然地，中国人就会特别关心社会和谐。这些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关心社会道德秩
序，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追求的是“
道”。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好象总是在自由而冷静地寻求真理。这无疑是
一种简单化的比较，单纯地比较“追求真理的人”(Truth-Seekers)和“追求道的
(Way-seekers)有时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观点暗示说，中国文化
似乎比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与政治和谐。
其实，中国与西方社会都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在语言多种多样的多民族社会
，比如古希腊社会里，要在不同的语言、神话、风俗与礼仪之间找到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
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原则和标准一开始就是抽象出来的，而后又
能普遍适用。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在西方，对大写“T”打头的真理
(Truth)的追求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
种标准，这种标准为共同的价值观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
当容忍那些不同意现有真理的人。 可见，这两种含义都是发展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
社会对思想和道德行为有明确的区分，那么提倡多元论就会更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将思想
付诸行动，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对思想与行为加以区
别，认为思考就是一种行为。在西方，是我们对思考和行动的区别才让我们得以彻底自由
地思考。倘若西方思想家也认为思考就是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悠哉游哉地享受现
有的自由。
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将来的发展要借助于实用主义多元论那样的形式，这就必
须以中国人接受信仰与行动多元化的能力为前提。这种信仰与行动的多元化总是和民主相
伴的，尤其在它采纳了社群主义形式时更是这样。
幸运的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实现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的资源。为了促进真正
的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强调情感方面的默契，这种默契通过合乎礼节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来
表达，这种礼节在意识层面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的过程
中，重视的是具有很强道德实践意味的“道”，而不是去发现某种客观的“真理”，在这
样一种道德实践中，人们不再简单地流露自己的情感，那 《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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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形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达到和谐统
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兰迪·皮
伦布姆(Randy Peerenboom) 在比较这两点时说：“思相自由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
核心。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石
。”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论，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条的保守主义和正
统观点。
《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份
的和谐相处，这层含义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而且清晰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
谐追求的前提是，默认各种不同的成分，并力图使之和谐。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共同的理
性模式里，隐含着相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预先设定了强度和比较的标准
。
如果我们考察“思考的权利”(right to think)和“合理的思维”(right
thin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有很大
的不同。中国人不认为思想与行动既可以合为一体，又能够彼此分离。在中国传统中，思
想、性情与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思
维、行动与情感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我和郝大维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的第二章里，我们比较了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关怀上的不同。我们引用葛瑞汉(Angus
Graham)的说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哲学家则关心“
什么是真理?”葛瑞汉揭示了中西文化问题意识的明显区别，那就是，中西文化面对在自
然和人类社会中，人应该怎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方向这个问题时，答案完全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事物是什么？”，“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简而言
之就是，“这是(is)什么?”，这就是后来一直为西方哲学家重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出
发，西方哲学家对事实和原则作了区分，并发明了一套范畴来认识世界。古代中国知识分
子对“如何得道”的追问，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文
化方向，这种文化方向使他们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使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
中施展才华。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每当中国全社会开始反思的时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容易被破坏
，很自然地，中国人就会特别关心社会和谐。这些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关心社会道德秩
序，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追求的是“
道”。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好象总是在自由而冷静地寻求真理。这无疑是
一种简单化的比较，单纯地比较“追求真理的人”(Truth-Seekers)和“追求道的
人”
(Way-seekers)有时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观点暗示说，中国文化
似乎比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与政治和谐。
其实，中国与西方社会都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在语言多种多样的多民族社会
，比如古希腊社会里，要在不同的语言、神话、风俗与礼仪之间找到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
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原则和标准一开始就是抽象出来的，而后又
能普遍适用。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在西方，对大写“T”打头的真理
(Truth)的追求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
种标准，这种标准为共同的价值观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
当容忍那些不同意现有真理的人。 可见，这两种含义都是发展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
社会对思想和道德行为有明确的区分，那么提倡多元论就会更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将思想
付诸行动，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对思想与行为加以区
别，认为思考就是一种行为。在西方，是我们对思考和行动的区别才让我们得以彻底自由
地思考。倘若西方思想家也认为思考就是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悠哉游哉地享受现
有的自由。
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将来的发展要借助于实用主义多元论那样的形式，这就必
须以中国人接受信仰与行动多元化的能力为前提。这种信仰与行动的多元化总是和民主相
伴的，尤其在它采纳了社群主义形式时更是这样。
幸运的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实现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的资源。为了促进真正
的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强调情感方面的默契，这种默契通过合乎礼节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来
表达，这种礼节在意识层面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的过程
中，重视的是具有很强道德实践意味的“道”，而不是去发现某种客观的“真理”，在这
样一种道德实践中，人们不再简单地流露自己的情感，那 《儒家民主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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