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
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余华所发现的“活着”的哲学,它的里面,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当然,也充满了中国式的思想局限。
5、遭遇不是生存
我要继续追问的是:人类的苦难真的在余华笔下得到了缓解,并消失于乐观和幽默之中了吗?不。苦难如果作为一种遭遇,它的确是会过去和消失的;但如果苦难作为一种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的整个生存之中,永不会消失,除非死,才能终止它在你身上的继续存在——而死亡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苦难呢?因此,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或者说,人就是害怕苦难而又不能不忍受苦难的一种存在,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7)一个作家,如果真正看见了这个存在论上的答案,他就不会轻易有乐观思想,也不会轻易让他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因为乐观或快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中缺乏充分的理由。所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的苦难史。除了苦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内容值得作家们殚精竭虑地去书写呢?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快乐的典型,那就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在推石运动中感到快乐,可他“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对这样一个人,加缪称,“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而这种痛苦的清醒意识,使西西弗拥有了快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18)用西西弗这个形象来比较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我们便会发现,这二者从人的存在质量上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西西弗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痛苦面前一直没有失去自我;但福贵和许三观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 而余华居然要在《活着》的最后,试图让我们相信福贵与那头老牛的角色互换、相依为命,是幸福的,那是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换来的片刻的宁静;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也要我们相信许三观是快乐的,幽默的,他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血来换取全家
我这样说,并非要余华为我们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是想通过人物的这些漏洞,进一步探查余华所面临的局限。从《现实一种》这类小说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人和现实的理解,以及他的叙述语言,都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到温和、从温和到轻松的过程,它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之前,余华的激烈和仇恨,多是延续卡夫卡式的与现实为敌、并且面对邪恶的人性而拒绝与它和解的精神传统,当时余华对人的追问是尖锐、决绝而勇敢的,他坚持用残酷的恶声来打击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突然变得温和、坚韧而轻松起来,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连苦难本身余华都对它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叙述也变得规矩而老实,人物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正是在许三观(也包括部分的福贵)这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余华身上已经有了一种不易觉察的精神暮气,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没有了余华在此之前的小说那种内在的心灵力度,他似乎也不再把心灵话语当成写作的首要目标,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注重人物的遭遇(我要再次强调,是遭遇)。《活着》里的一次次死人,《许三观卖血记》里的一次次卖血,其实是主题重复,突出的都是遭遇,它的特征是通过苦难遭遇的连续叠加,把人物的悲惨命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我们知道,遭遇的苦难和悲惨虽然也可以使读者热泪盈眶,但遭遇不是真正的现实,更不是存在的景象,它只不过是外在事实的起伏变化,与真正的心灵还隔着很长的距离。心灵是内在的,遭遇则非常表面。所以,福克纳才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21)比起《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内心冲突上显然是向外转了,与其说那些是心灵的冲突,还不如说是遭遇的冲突。而遭遇一停止,心灵也就随之静止。所以,亲人都死光之后,福贵的心就放下来了,平静了,麻木了,不痛苦了,过起了与牛相伴的平静生活;而许三观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心灵变化,都是由卖血的遭遇来推动的,一旦他不再卖血之后,他的心灵也就没有任何发展了。遭遇一停止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第5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3863.html
5、遭遇不是生存
我要继续追问的是:人类的苦难真的在余华笔下得到了缓解,并消失于乐观和幽默之中了吗?不。苦难如果作为一种遭遇,它的确是会过去和消失的;但如果苦难作为一种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的整个生存之中,永不会消失,除非死,才能终止它在你身上的继续存在——而死亡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苦难呢?因此,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或者说,人就是害怕苦难而又不能不忍受苦难的一种存在,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7)一个作家,如果真正看见了这个存在论上的答案,他就不会轻易有乐观思想,也不会轻易让他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因为乐观或快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中缺乏充分的理由。所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的苦难史。除了苦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内容值得作家们殚精竭虑地去书写呢?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快乐的典型,那就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在推石运动中感到快乐,可他“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对这样一个人,加缪称,“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而这种痛苦的清醒意识,使西西弗拥有了快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18)用西西弗这个形象来比较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我们便会发现,这二者从人的存在质量上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西西弗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痛苦面前一直没有失去自我;但福贵和许三观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 而余华居然要在《活着》的最后,试图让我们相信福贵与那头老牛的角色互换、相依为命,是幸福的,那是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换来的片刻的宁静;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也要我们相信许三观是快乐的,幽默的,他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血来换取全家
人继续生活下去的权利,因此,他还是聪明而无私的。这些,就是余华向我们出示的乐观主义和活命哲学,但我此刻对这种思想发生了深深的怀疑。尽管余华指着《活着》说,“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9)但我还是认为余华忽视了这种高尚里所包含的虚假性——福贵对苦难的承受是被动的,他的乐观也是盲目的,他虽然学会了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仿佛有着那头老牛一样的超然,但是,存在的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和牛毕竟是不同的,牛永远不会追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但人会,人在被迫反省自身时会进入到“人是谁”、“人何以为人”这样的意识和疑问中,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界限。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目? 靡荒型?颖耷?咭黄ジ咄反舐硎保???刑镜剑?绻?B碇?雷约旱牧α恳?热舜蟮枚啵?死啻哟酥?蠼?运?俏蘅赡魏巍H肥担?B硗?橇恕拔沂撬?保??瞬荒芡?钦獾悖?裨蚓陀攵?镂抟炝恕:5赂穸?担?笆澜纭笔蔷腿说木?裥远?缘模??锩挥小笆澜纭薄??涫狄裁挥猩?睢N?耍?痘钭拧返阶詈螅?9笾鞫??峭防吓3莆?9螅?胱约和???鞫??约旱拇嬖诘韧?诙?锏拇嬖冢?导噬暇褪嵌浴拔沂撬?闭庖晃侍獾姆牌??褪切?甲约捍尤说摹笆澜纭崩锿顺觥??庖馕蹲乓桓鋈硕宰陨淼拇嬖谧跃醯姆牌?欢?9蟊硐殖隼吹乃?狡骄玻?导噬现皇且恢致槟局?蟮募湃欢?选U饩褪且桓鼍??宋奘?嗄训睦先俗詈蟮慕峋趾臀ㄒ坏恼?嚷穑课也桓蚁嘈拧4又校?也唤雒挥卸恋礁呱校?炊?恋搅艘恢执嬖诘谋?В?蛭?牌?嬖诘募壑岛凸饣裕?却嬖诘南?П旧砘挂?膳碌枚唷?nbsp; 我对余华所树立和推崇的福贵这个形象,的确有一些费解。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讲,我不能不说他是成功的,但从存在的意义上说,福贵并非勇敢的人,而是一个被苦难压平了的人,为此,他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参考价值。到许三观,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个人,好像很善良、无私,身上还带着顽童的气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讨巧、庸常、充满侥幸心理的人,每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他除了卖血之外,就没想过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有点像一个赌徒和游手好闲者的性格。到最后,卖血居然成了他的本能,连自己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一碗黄酒”都想到卖血。这是个悲剧人物,余华却赋予了他过多的喜剧色彩,所以,许三观比福贵更像一个寓言人物,缺乏深刻的内涵。但余华自己似乎不这样看,他说“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许三观“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槽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槽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说白了,许三观的平等思想的实质就是:“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20)所以,他自己做了乌龟,就教导几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就自己也去和林芬芳搭上一腿;他卖血养大儿子,时刻想着的是儿子将来如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就是许三观的“平等”思想?读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我们的确只能将《许三观卖血记》当作一个寓言来理解了。
我这样说,并非要余华为我们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是想通过人物的这些漏洞,进一步探查余华所面临的局限。从《现实一种》这类小说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人和现实的理解,以及他的叙述语言,都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到温和、从温和到轻松的过程,它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之前,余华的激烈和仇恨,多是延续卡夫卡式的与现实为敌、并且面对邪恶的人性而拒绝与它和解的精神传统,当时余华对人的追问是尖锐、决绝而勇敢的,他坚持用残酷的恶声来打击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突然变得温和、坚韧而轻松起来,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连苦难本身余华都对它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叙述也变得规矩而老实,人物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正是在许三观(也包括部分的福贵)这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余华身上已经有了一种不易觉察的精神暮气,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没有了余华在此之前的小说那种内在的心灵力度,他似乎也不再把心灵话语当成写作的首要目标,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注重人物的遭遇(我要再次强调,是遭遇)。《活着》里的一次次死人,《许三观卖血记》里的一次次卖血,其实是主题重复,突出的都是遭遇,它的特征是通过苦难遭遇的连续叠加,把人物的悲惨命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我们知道,遭遇的苦难和悲惨虽然也可以使读者热泪盈眶,但遭遇不是真正的现实,更不是存在的景象,它只不过是外在事实的起伏变化,与真正的心灵还隔着很长的距离。心灵是内在的,遭遇则非常表面。所以,福克纳才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21)比起《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内心冲突上显然是向外转了,与其说那些是心灵的冲突,还不如说是遭遇的冲突。而遭遇一停止,心灵也就随之静止。所以,亲人都死光之后,福贵的心就放下来了,平静了,麻木了,不痛苦了,过起了与牛相伴的平静生活;而许三观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心灵变化,都是由卖血的遭遇来推动的,一旦他不再卖血之后,他的心灵也就没有任何发展了。遭遇一停止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