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籍户、置驿和茶马互市三个方面。
1、籍户法
籍户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这也是征服的标志。1247年，宗王阔端通过萨班颁布于乌思藏的令旨中要求各地首领籍户。在当时，“圣旨”不但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重要的渊源。史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即遣官赴吐蕃地区清查户口，1268年又派阿衮、弥林等官员抵乌思藏，进行更大范围的户口调查，包括前藏、后藏以及阿里和拉达克地区。籍户的同时，从法律上确定了各封建领主向朝廷交纳贡物的数量和品种。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贡物主要有金沙、银、颜料、羊毛、兽皮、广木香、葡萄酒、酥油、水银、硫磺、青稞、盐货等土产品。
2、置驿法
与籍户同时进行的是设立驿站。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设立驿站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吐蕃的驿站与内地的驿站相连，直通元大都。通过籍户，可以确定各地方首领统辖户口的多寡和资源情况，以便确定支差的人数和赋税的数量。法律规定，每一冒烟的烟孔为一户，每户要派出1人支应差役，并为驿站提供物资，牲畜。史载答失蛮等在籍户与设置驿站时，“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与法旨”①。驿站的管理权并不属于藏区的十三个万户，而是统归宣政院和中书省。各万户负有提供运蓄、人丁和器具的法定义务。沿驿各万户领民也负有接站传送文书，为过站官员提供马匹和食物住宿的义务，此役称为“乌拉”。乌拉作为一项经济法律制度在西藏地区推行。乌拉也叫“外差”或“其差”，专指藏族人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的各种差役，与其相对应的是“内差”，指西藏农奴无偿地为三大领主耕种自营地。关于外差法律制度，由于明清两朝均予以沿用，因此不再详述。
驿站的设立为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方便，但同时，驿站本身的开支成为藏区人民的沉重负担。元政府立法规定：每当遇有灾乱，致使站赤消乏时，立即予以赈济。1292年“乌思藏宣慰司言”，‘由必里公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乙。’命给乌思藏五驿各马百匹，牛二百，皆以银；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两。②1296年7月，“以钞十一万八千锭治西番诸驿”③。1297年6月，“赐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冬十月戊午，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④。元朝皇帝也以圣旨的形式颁行赈济法。1319年，宣政院使奏请赈济乌思藏的撒思迦、答笼，宋都思，亦思答在后藏的四站，“奉上命，每站予马一百二十匹，准支价钱”⑤
3、茶马互市法
元朝继承了宋朝的茶马互市法，并加以发展，规定：“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⑥。对犯私茶者，处杖七十七至徒二年刑，财物一半没官，并于没官物中取一半“付告人充赏”。茶马互市对元朝和吐蕃均有好处。一方面，元朝政府通过控制茶专卖，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从藏区获得马匹，大量用于征战需要。另一方面，吐蕃人以马匹、氆氇等土产换取内地的茶、绢、帛等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藏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茶马互市法的作用是较大的。另外，元代的“茶马互市法”也体现出与宋代不同之特点：宋代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是国家有组织地进行，双方的交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不是纯粹的贸易行为。但同时，由于宋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松驰，双方的贸易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元代的“茶马互市”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官方往来，在许多茶马场，比如今川、藏交界处的朵甘思一带，汉族与吐蕃的民间贸易逐步发展起来。这样，由于民事关系的新变化，元代“茶马互市法”中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同时涉及一了贸易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在这方面，元王朝一方而推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承认吐蕃原有的一些习惯法和成文法，另一方面将元朝法律推广到吐蕃地方，改制吐蕃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①，反映在“茶马互市法”上，国家利用法律进行调控的功能强化了，其经济法性质明显了。同时，伴随着民间交易发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三）明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代。其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宋元基础上取得了新发展，明中后叶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明法制，上承唐宋旧律、下启清代法制。《大明律》的制定，《大诰
1、赋税法
明王朝按照唐时两税法核定田亩，并制定黄册和鱼鳞册作为征收田赋和丁税的根据。法定的税粮期限是：夏税以每年的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底为期，秋税以十月初一至十二月终为期，不得超过期限。如超过规定期限半月以上仍未收足者，提调官吏，里长和欠粮人分别处以杖刑，罪止杖一百。因而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如违限一年以上，仍未收足者，人户、里长杖一百，迁徙，提调吏处絞刑。法律规定：凡十六岁至六十岁的丁男均须承担徭役。“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②。在藏族地区，主要通过土司来征纳贡赋和征调。法律规定：“每年应纳粮石，应赴河州仓完纳，不得延缓逾期；如遇都统过往，所用人夫马匹地方，即速应付；凡有大小事宜，必禀知副将、守备、文官完结。”③藏族人民的役差，主要是被征调为士兵和向驿站支力役。显然，由于藏族社会经济薄弱，广大人民绝大多数处于封建农奴、牧奴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中央王朝很难直接向其征纳赋役，只有通过其代理机构土司来行使权力。土司往往将取之于民的财产进贡给明朝政府，明王朝又以绸缎、茶、钞等予以回赐。这种你来我往式的交换从表面上看是“贡”与“赏”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明王朝对藏族的统治策略，中央看着的是政治利益，而地方看重的是经济利益。由于赏赐的物品经常远远超过了贡物的价值，而藏地方乐于进贡，进贡越多，藏族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内地人民负担也越重，中央赏赐也渐渐成为明王朝的负担，只有藏族的上层分子从中得利。于是，通过立法规制“进贡与赏赐”这种新兴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经济关系显得十分迫切。皇朝颁布法令规定西番入贡不得以“熟番”作“生番”，生番3年一入贡，大族4至5人，小族1至2人，其余遣还。同时还对进贡的年月，进贡者的身份，人数等加以规定。还规定贡使既不得出卖牲畜，也不能换取内地物资①。明王朝在给甘肃总兵官任礼等的敕令中指出：“近者西宁等处蕃僧喇嘛来朝贡者甚众，沿途军马供给烦劳。……今至者惟远方化外之人，如例起送，余留尔处，照旧管待，听候所进之马，就彼给军骑操，方物俱贮官库，第具数来闻，用偿其值。凡彼情有欲言，尔等研实，即为条陈，听候处置、庶偿此两便。②”这样，将那些通过进贡谋取利益者拒之门外，规范了贡赏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经济法律仍没有摆脱“因事制法”的落后状态，而皇帝随时颁发的敕令就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2、茶马互市法
明代继续推行茶马互市来控制和安抚地处边陲的藏族，加强明王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茶马互市对藏族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意义非同寻常。由于“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扎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之。”③因此，“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以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④明朝的“茶马互市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大明律》专列《茶法》，二是在《问刑条例》中专列《私茶条例》。显然，这些法律具有特别法的性质。由于茶为“民所不可无”，“番用不可缺”之物，因此明王朝积极组织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并从中“三十抽一”，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法律还规定在杭州，江宁等地设立“茶引所”，在产茶地还设产课司，立仓收储茶叶，以专市马。为了防止私市交易，设立了“金牌信符”制度，将刻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字样的金牌发给甘青纳马之族，作为互市和征调征购马匹的凭证。同时，还在川陕等地设立“茶马司”，来检验“符牌，以听各蕃纳马易茶”。法律还规定：贩茶者必须请买“茶引勘合”，如不请买或使用过期的“茶引勘合”，按贩私盐律杖一百，徒三年。如果“兴贩私茶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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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籍户法
籍户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这也是征服的标志。1247年，宗王阔端通过萨班颁布于乌思藏的令旨中要求各地首领籍户。在当时，“圣旨”不但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重要的渊源。史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即遣官赴吐蕃地区清查户口，1268年又派阿衮、弥林等官员抵乌思藏，进行更大范围的户口调查，包括前藏、后藏以及阿里和拉达克地区。籍户的同时，从法律上确定了各封建领主向朝廷交纳贡物的数量和品种。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贡物主要有金沙、银、颜料、羊毛、兽皮、广木香、葡萄酒、酥油、水银、硫磺、青稞、盐货等土产品。
2、置驿法
与籍户同时进行的是设立驿站。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设立驿站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吐蕃的驿站与内地的驿站相连，直通元大都。通过籍户，可以确定各地方首领统辖户口的多寡和资源情况，以便确定支差的人数和赋税的数量。法律规定，每一冒烟的烟孔为一户，每户要派出1人支应差役，并为驿站提供物资，牲畜。史载答失蛮等在籍户与设置驿站时，“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与法旨”①。驿站的管理权并不属于藏区的十三个万户，而是统归宣政院和中书省。各万户负有提供运蓄、人丁和器具的法定义务。沿驿各万户领民也负有接站传送文书，为过站官员提供马匹和食物住宿的义务，此役称为“乌拉”。乌拉作为一项经济法律制度在西藏地区推行。乌拉也叫“外差”或“其差”，专指藏族人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的各种差役，与其相对应的是“内差”，指西藏农奴无偿地为三大领主耕种自营地。关于外差法律制度，由于明清两朝均予以沿用，因此不再详述。
驿站的设立为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方便，但同时，驿站本身的开支成为藏区人民的沉重负担。元政府立法规定：每当遇有灾乱，致使站赤消乏时，立即予以赈济。1292年“乌思藏宣慰司言”，‘由必里公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乙。’命给乌思藏五驿各马百匹，牛二百，皆以银；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两。②1296年7月，“以钞十一万八千锭治西番诸驿”③。1297年6月，“赐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冬十月戊午，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④。元朝皇帝也以圣旨的形式颁行赈济法。1319年，宣政院使奏请赈济乌思藏的撒思迦、答笼，宋都思，亦思答在后藏的四站，“奉上命，每站予马一百二十匹，准支价钱”⑤
3、茶马互市法
元朝继承了宋朝的茶马互市法，并加以发展，规定：“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⑥。对犯私茶者，处杖七十七至徒二年刑，财物一半没官，并于没官物中取一半“付告人充赏”。茶马互市对元朝和吐蕃均有好处。一方面，元朝政府通过控制茶专卖，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从藏区获得马匹，大量用于征战需要。另一方面，吐蕃人以马匹、氆氇等土产换取内地的茶、绢、帛等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藏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茶马互市法的作用是较大的。另外，元代的“茶马互市法”也体现出与宋代不同之特点：宋代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是国家有组织地进行，双方的交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不是纯粹的贸易行为。但同时，由于宋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松驰，双方的贸易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元代的“茶马互市”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官方往来，在许多茶马场，比如今川、藏交界处的朵甘思一带，汉族与吐蕃的民间贸易逐步发展起来。这样，由于民事关系的新变化，元代“茶马互市法”中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同时涉及一了贸易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在这方面，元王朝一方而推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承认吐蕃原有的一些习惯法和成文法，另一方面将元朝法律推广到吐蕃地方，改制吐蕃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①，反映在“茶马互市法”上，国家利用法律进行调控的功能强化了，其经济法性质明显了。同时，伴随着民间交易发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三）明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代。其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宋元基础上取得了新发展，明中后叶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明法制，上承唐宋旧律、下启清代法制。《大明律》的制定，《大诰
》的颁行，《问刑条例》的修订，《明会典》的问世，注释律学的兴起，反映出明代法制文明的辉煌。伴随着新兴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原有经济关系性质和表现形式的变化，明朝的经济法律日渐精密和具体化。其农业法和工商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财税法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来源。可以说，明代的经济法在铸就明代繁荣的社会经济方面贡献很大。明朝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主要包括赋税法和茶马互市法。
1、赋税法
明王朝按照唐时两税法核定田亩，并制定黄册和鱼鳞册作为征收田赋和丁税的根据。法定的税粮期限是：夏税以每年的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底为期，秋税以十月初一至十二月终为期，不得超过期限。如超过规定期限半月以上仍未收足者，提调官吏，里长和欠粮人分别处以杖刑，罪止杖一百。因而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如违限一年以上，仍未收足者，人户、里长杖一百，迁徙，提调吏处絞刑。法律规定：凡十六岁至六十岁的丁男均须承担徭役。“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②。在藏族地区，主要通过土司来征纳贡赋和征调。法律规定：“每年应纳粮石，应赴河州仓完纳，不得延缓逾期；如遇都统过往，所用人夫马匹地方，即速应付；凡有大小事宜，必禀知副将、守备、文官完结。”③藏族人民的役差，主要是被征调为士兵和向驿站支力役。显然，由于藏族社会经济薄弱，广大人民绝大多数处于封建农奴、牧奴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中央王朝很难直接向其征纳赋役，只有通过其代理机构土司来行使权力。土司往往将取之于民的财产进贡给明朝政府，明王朝又以绸缎、茶、钞等予以回赐。这种你来我往式的交换从表面上看是“贡”与“赏”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明王朝对藏族的统治策略，中央看着的是政治利益，而地方看重的是经济利益。由于赏赐的物品经常远远超过了贡物的价值，而藏地方乐于进贡，进贡越多，藏族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内地人民负担也越重，中央赏赐也渐渐成为明王朝的负担，只有藏族的上层分子从中得利。于是，通过立法规制“进贡与赏赐”这种新兴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经济关系显得十分迫切。皇朝颁布法令规定西番入贡不得以“熟番”作“生番”，生番3年一入贡，大族4至5人，小族1至2人，其余遣还。同时还对进贡的年月，进贡者的身份，人数等加以规定。还规定贡使既不得出卖牲畜，也不能换取内地物资①。明王朝在给甘肃总兵官任礼等的敕令中指出：“近者西宁等处蕃僧喇嘛来朝贡者甚众，沿途军马供给烦劳。……今至者惟远方化外之人，如例起送，余留尔处，照旧管待，听候所进之马，就彼给军骑操，方物俱贮官库，第具数来闻，用偿其值。凡彼情有欲言，尔等研实，即为条陈，听候处置、庶偿此两便。②”这样，将那些通过进贡谋取利益者拒之门外，规范了贡赏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经济法律仍没有摆脱“因事制法”的落后状态，而皇帝随时颁发的敕令就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2、茶马互市法
明代继续推行茶马互市来控制和安抚地处边陲的藏族，加强明王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茶马互市对藏族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意义非同寻常。由于“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扎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之。”③因此，“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以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④明朝的“茶马互市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大明律》专列《茶法》，二是在《问刑条例》中专列《私茶条例》。显然，这些法律具有特别法的性质。由于茶为“民所不可无”，“番用不可缺”之物，因此明王朝积极组织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并从中“三十抽一”，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法律还规定在杭州，江宁等地设立“茶引所”，在产茶地还设产课司，立仓收储茶叶，以专市马。为了防止私市交易，设立了“金牌信符”制度，将刻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字样的金牌发给甘青纳马之族，作为互市和征调征购马匹的凭证。同时，还在川陕等地设立“茶马司”，来检验“符牌，以听各蕃纳马易茶”。法律还规定：贩茶者必须请买“茶引勘合”，如不请买或使用过期的“茶引勘合”，按贩私盐律杖一百，徒三年。如果“兴贩私茶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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