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文革”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与毛岸英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文革”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文革”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毛泽东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毛泽东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江青、林彪（毛泽东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文革”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 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文革”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毛泽东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文革”，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毛泽东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文革”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毛泽东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文革”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毛泽东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毛泽东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文革”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文革”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文革”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文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毛泽东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文化大革命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

是最耐人寻味的。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毛泽东在那份后来成为“文革”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文革”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文革”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文革”中铺天盖地的 “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

文化大革命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文革”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毛泽东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文革”中处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文革”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文革”的“ 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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