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文革”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文革”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
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 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 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文化大革命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文革”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文革”，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文革”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文化大革命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 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 ，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注释：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234－235页；《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149页。
[2] 参阅《读书》1994年，第5期。
[3]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现代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问题。
[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8页。
[5] 同上，第692－693页。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7] 参阅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2－303页。另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11]同上，第192－193页。
[12]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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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 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 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
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 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 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ns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ns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文化大革命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文革”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文革”，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文革”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文化大革命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 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 ，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注释：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234－235页；《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149页。
[2] 参阅《读书》1994年，第5期。
[3]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现代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问题。
[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8页。
[5] 同上，第692－693页。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7] 参阅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2－303页。另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11]同上，第192－193页。
[12]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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