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对冲击传统文化的三大误解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功，是罪?至今聚讼纷纭。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对新文化运动也应该一再反思，弄清真相，汲取有益的东西。不过，近年流行的三大误解，不利如实了解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似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前提错了吗?

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孔子之道，特别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

近年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前提割断了现代与传统，抹煞了传统和儒学所蕴含的现代性。现代与传统诚然是割不断的。经过多年的论难，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人已一再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是“传统创造性转化”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胡适的“整理国故”披沙拣金，使不少古代思想和思想家重现光芒免遭湮灭，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民间文学推上中国文学主流的应有位置。

鲁迅冶古今中外于一炉，铸就《阿Q正传》及其他传世精品。即使被目为最激进的西化论者陈独秀也肯定“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2　；而且重新阐释传统，把勤、俭、廉、洁、诚、信视为“救国之要道”3；不论其主张是否切中要害，却足以证明他绝非“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传统。至于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早在戊戌政变后就走上了清理传统，汲取新知，融合中西，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更是无可争辨的历史事实。

问题的焦点在于当时历史环境下，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是多余之举?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要确立自由、平等，变假共和为真共和，必须扫除根深柢固，与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临时约法》已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僵死的传统像紧箍咒一样捆绑着人们的思想。不批判三纲，就难于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长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从而民主、共和制度失去牢固的思想基础，袁世凯必然复活。这不是割断传统，而是要清理传统中不适合现代生活朽木枯枝。

因此，儒学是不是蕴含着现代性乃至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是应由学者从容论道的另一类问题。即使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几乎无不认为体现在三纲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的妨碍自由、平等的成分是应该剔除的。

窃以为这一剔除必然带来两个效应：一是三纲和相应的宗法专制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二是余下的从属于自由、平等的儒学(或其他中国传统思想)是先秦思想家的本意，还是时贤托古立论，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已无关宏旨。因为这一类学术问题本来不应有统一的结论。与此同时，在自由、平等关系已经确立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对各种思想无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张即多一色彩，纷繁斑斓，赏心悦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预先草拟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5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独秀说：“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6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杜亚泉(1873-1933)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11-1920年间任《东方杂志》主编。毕生献身教育、出版事业，卓有贡献。他关注思想文化思潮的发展，多半岁月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先进知识分子。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意见相左，有过一场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陈独秀的意见有偏颇之处，例如夸大了功利主义的作用，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等等。不过，杜亚泉的三个主要的或独特的观点却使他有与历史行程背离之嫌：

1.以中国因有文明为基础的“统整”论。HY28n|6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