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2003 “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开花，变尽各种花样。比如说所谓网络主持，就是由主持人坐着念不痛不痒的串联词，同时在他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很奇怪地出现一些人无声地却是引人注目地在那里拱手、作揖、说话，字幕上告诉你这是某家公司或企业。还有新鲜事物是往年由主持人念的世界各地的电报，现在改由字幕出来，与此同时，是各类企业的名字与这些电报放在了一起滚动，企业的数量甚至会压倒电报的数量。这种“复调”式的处理意味深长。
“晚会直播中，时不时有一些现场观众的特写镜头。央视演播厅现场观众分圆桌席、排座席两种。坐上圆桌的多为大腕级的赞助商，坐在后面的则是各界人士。现场摄像师手里有一个本子，演到哪个节目给哪位圆桌的嘉宾特写，都明明白白地写着。据了解，只有为春节晚会投下千万元以上广告的企业老总，才有资格在此占据一席。
晚会中，倪萍、朱军和文清3位主持人不时站到演播现场一个固定的观众席前主持节目。当主持人面向镜头时，主持人周围的观众也就跟着进了镜头。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位置的观众竟然是流动的，一拨人露了一回脸，跟着就换上一拨人。原来，有机会“到此一坐”者都是与春节剧组有关联的人或央视内部的“自己人”。”（4）
在观众席中露脸的却是“假”观众，不知那些“真正”的现场观众对此做何感想，我甚至怀疑还有没有所谓“真正”的现场观众？我就不只一次在晚会的镜头里看到总策划赵安和其导演组成员坐在一起的镜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算作自我犒赏？本来，晚会现场设观众席是为了建立电视观众对晚会的认同感，现在圆桌和排座成了等级，过去是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配做的圆桌席，现在则由财大气粗的广告商来占据。看来，新的社会分层不用到别处找，它就在观众席上。这种变化叫老百姓如何“心平气和、知足常乐”得起来呢？无论是现场的，还是非现场的观众，晚会其实并不真正尊重他们。
一方面为让观众充当傀儡，另一方面又设计出有奖竞猜之类所谓与观众的“互动”，网上互动和手机互动是为中国电信、移动通讯和中央台自己的网站做广告；观众评选，是为某皮鞋品牌做广告。这些主要是通过网络、手机这些现代信息工具进行的与其说是互动，不如说是广告行为，因为所有这些互动设计最大的得益者恰好是晚会的赞助商。而且让人生疑的是：手机在节目中也频繁出现。一位手上带着护套的三轮车修车师傅，——其实他更多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这种人物角色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中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外来民工，手上沾满黑色的机油，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劳作；这位修车师傅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手机，从一条短信息开始了这个叫做《邻里之间》的小品。小品的包袱设计很陈旧：误会和解除，——观众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笑料则来自老套的正反歌，正反歌本是传统民间艺术的经典形式，体现的是对现存世界的颠覆和解放的快感，是所谓民间“狂欢”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但在这个小品里，颠倒变成了空洞的形式，颠倒的对象并不具有对比的意义，没有压力下解放出的快感，并不好笑，从小品创作的角度来说是失败的，虽然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安全的。据报道，这个原来叫《缺心眼》的小品在审查中曾因为格调不高无新意而被毙，这样的小品最后还是上了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让我总是忍不住以小人之心揣想，这莫非与这个小品的结尾有关？结尾是演员们热情洋溢地奉劝和号召大家都到手机上去发信息，（我最好提醒大家，这种服务是收费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演员的集体亮相，手里分别高擎着手机，——活脱脱一个广告形象！雪村的《出门在外》最后一句“翠花，我马上回去，赶紧上酸菜”的时候，手里居然也用话筒模拟着手机！而这首歌的开头却是雪村刚从公用电话走下来。撇开广告嫌疑不说，这种对“信息化”时代迫不及待的献媚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在晚会上，信息时代、信息化这样的话语不绝于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上网人群和拥有手机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考虑信息沟在中国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关系。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这就有信息不平等问题，无法接触到这些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弱势人群将更加深刻地被排斥在信息沟的另一端，这种不平等将加剧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相反。正是因为社会权力和资源优势是掌握在这些拥有信息化能力的人群中，这就产生信息与社会权力的结合，对“信息”的崇拜其实是对社会权力的崇拜。与此同时是信息歧视，非信息化人群与社会中心权力的关系进一步被疏远，他们将更加边缘化，并逐渐丧失作为大众媒体目标观众的价值，因为他们低下的消费能力丧失了对广告商的吸引，而在商业化的媒介发展中，没有广告商支持的节目是没有存在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媒介越来越把自己的目标观众锁定为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所谓“白领”阶层。而号称面对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央台春节晚会也终于走向这条由广告商铺设的不归路！

   
中央电视台2002 “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今年晚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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