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义

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
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
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
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创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
参照人类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样：“安
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生产方式
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用。结构性构架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
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重要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我们却可以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对
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认为，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 
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将来的“意
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些“结构性构架”越来越开放（或
可称作“可塑性”）的特点。安格尔使用“否定能力”这一概念来表达一种“结构
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
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
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
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
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
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在于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
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否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
从不确定的角度去观察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
和制度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
　　安格尔认为，结构至上主义者否认我们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
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
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观点。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
相对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因为他们最终
都赞同这样的论点：既然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么我们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观点，为解决
后现代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我们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
赖时，我们不必向现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我们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更加尊
重我们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么，如何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
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
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我们触
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关键。安格尔与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
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
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阻碍了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制
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正多样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我们
无法将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区别开来。将制度
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能够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权利
体系是徒劳的3。重要的是缩短对我们的制度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
离。如果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制度安排给我们的命运的话，
批判制度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安格尔认为：制度拜
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抽象概念（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
直接划等号。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
这样的抽象概念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
一谈。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些相同的安排认定 
为是迈向未来的必经阶段，而未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能给予
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很实干的政治家或
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
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据这一神
话般的历史观点：“现代政治经验不断的摸索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
证实现已形成的制度安排决不只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
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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