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义
束未分解）。他主张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
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
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第4页)”－－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
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
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
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
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注
1 在讨论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 与安格尔的时候，罗蒂（Richard
Rorty）很好地抓住了安格尔的理论位置。他说：“卡斯特洛狄斯与安格尔都愿意
研究而不是破坏现时的人们已有所理解的那些概念，尽管他们不对他们生存其间的
这个历史的世界给出最后的 《超自由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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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
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第4页)”－－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
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
”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
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
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
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注
1 在讨论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 与安格尔的时候，罗蒂（Richard
Rorty）很好地抓住了安格尔的理论位置。他说：“卡斯特洛狄斯与安格尔都愿意
研究而不是破坏现时的人们已有所理解的那些概念，尽管他们不对他们生存其间的
这个历史的世界给出最后的 《超自由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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