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问题

自我，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是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以后的重新整合。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现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现代的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文明冲突；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意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很大的当代话语方式。但是，人们已不像80年代那样简单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面对和分析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因为中国当代先锋话语确乎具有了某些明显的后现代式特征。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权力话语，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价值建构倾向和精神净化的诗意诉求，而在日常语言中获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方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时代流行的“伪艺术”保持某种距离。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本的游戏与价值的消解问题。无论是后现代式的诗歌、小说、还是评论的文本，都能感到明显的语言游戏成分。在这种文本的游戏中，那些无价值的价值和有价值的价值统统遭到放逐。人们在精神的平面上，仅仅获得文本的快乐。写作成为排除意义和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踪迹，写作的完整性仅仅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能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迹，而只能标划出他曾经在场的可能性。同样，后现代传媒也问题不少。大众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时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离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经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着的当代人的神经兴奋起来。

       当前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研究互相生发促进，使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日益重视经典与通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本研究与传媒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注重研究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文化身份的考察，重视在跨国资本和消费主义中与中心文化相对应的边缘话语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政治论、批评论的杂糅，不仅研究大众传媒、通俗文化，也研究女权主义、少数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的文化理论与实践，从而构成其杂色纷呈的当代多元文化景观。在后殖民文化时代，我们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的东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书写，从更大的文化语境思考：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这一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时，怎样才能不可滑向另一极——绝对的相对主义。

       后殖民主义同样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它将冲突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文化阐释代码，使冷战式的对立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另外，后殖民主义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往往就成了激进的抗议文化。如何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制衡，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必得解决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进一步透

析后殖民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突破作用以及其理论盲点，看到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效应中又具有历史性上的文化保守性，而且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达到冲突化解后的问题解决。这样，在东方与西方、不同阶级与民族之间，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权力强弱对比和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达到矛盾的激化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文明的冲突”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文化差异性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性思维的重要方面呢？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但是如果全盘否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人类的共同性尺度的话，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敌对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的新场景。在信息时代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而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同时在保持自我相对差异性的同时，而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加以认同，确实上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当代中国的“后”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重要工作。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地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这一研究将有希望深入到全球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网罗中，去切实地揭示其理论的真正意图之所在，从而使我们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

       不管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我们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心性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是总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之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读中转换文本的解释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原载《当代美术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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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载北京《读书》，1980年第12期。

[2]  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载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3]  刘峰《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载上海《文汇报》，1986年6月。

[4]  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载北京《读书》，1986年第3期。

[5]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问题(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