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
纪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内涵有广泛的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接受和拒绝了甚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这些领袖思想取向的差异日趋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流派，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大发展的重要领袖。但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已与西方主流文化有颇大的差异。
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明确表示：「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吧上都要成历史上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地罢。」（32）这个政治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也包含着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解。
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33）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钱，这个威协没有赫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34）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35）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进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配的功勋。不遇，此类行动是社会予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遇於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只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不幸，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逐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御实际政治门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公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遇高，不适当地眨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反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越走越远。一年后，他断言：「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36）「民主主度是甚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全来欺编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持错。」（37）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终於使他转向拒绝民主政治。
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很短，也很不系统。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留学生涌进日本，多半读的是「速成」科。以陈独秀来说两次赴日留学。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时间不长，且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活动。（38）风去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没有系统研究过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他有过非比寻常的出色贡献。但在纷至沓来的世界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潮袭击下，无力解决界性的难题，於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旋涡。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个理论误区，是对民主与自由、平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民主必须以自由（言论、信仰、集会、结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为条件；也必须以一些领域的平等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张力。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要求绝对的平等，必然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何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至今仍在不断探讨的问题，问题在於1919年9月，陈独秀走出牢房后，平等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出现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视的
这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激愤，而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它与国民党结合，成了彻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据。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季陆提出议案，建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以便保护少数，完善民主制度，维护者在发言中说：「选举本为和平运动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议席上有发言权，即须竞争选举，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比例制有害於革命党，因少数派以机会也。」提案人解释：比例选举制非人表资产阶级，京非有害於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毛泽东又一次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验。」如此坦率地申明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十分罕见。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一代表发言补充说明：「本党政纲中规定通通选举，本席即有疑义，曾询宣言审查委员会，据去此不过形式规定，因吾党现在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此等选举法当然不适用。后总理又添一案，厘定考试选举，其他选举是不适用的。」（40）民主、选举云云，通说说而已，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决定的即定方针。在这一问题上，国共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第三，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排拒和平发展的「联省自治」。
激进思潮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处於屡受列强侵略的贫弱地位。如何改变这个状况？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内因是主要的，主张着重内部的改革。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祸根是帝国主义。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再加上在他看来，「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kn呢？」（41）他的这种急於从列强欺压下拯救中国的情绪，是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人民长期 结的民族主义难分难解的。
当时响彻南北，此后又长盛不衰的「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除了个别时修有武力抵抗外敌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国政权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含义外，基本的要求是：1、收回被割据的领土和租界;2、取消不平等条约；3、收回关税自主义的要求。胡适等人的主张，是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澄清吏治，实现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实力，和平谈判，收回利权。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急，应该用武力手急速实现这些目标。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用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人则支持陈炯明、唐继 、超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42）
胡适等人对内对外的主张不过是新文化运动揭橥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延伸，但在当时就被视为支持「军阀割据」，后来更赢得一顶「买办文人」帽子。陈独秀等人的慷概悲歌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大一统情结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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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明确表示：「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吧上都要成历史上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地罢。」（32）这个政治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也包含着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解。
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33）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钱，这个威协没有赫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34）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35）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进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配的功勋。不遇，此类行动是社会予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遇於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只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不幸，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逐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御实际政治门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公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遇高，不适当地眨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反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越走越远。一年后，他断言：「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36）「民主主度是甚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全来欺编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持错。」（37）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终於使他转向拒绝民主政治。
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很短，也很不系统。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留学生涌进日本，多半读的是「速成」科。以陈独秀来说两次赴日留学。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时间不长，且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活动。（38）风去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没有系统研究过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他有过非比寻常的出色贡献。但在纷至沓来的世界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潮袭击下，无力解决界性的难题，於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旋涡。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个理论误区，是对民主与自由、平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民主必须以自由（言论、信仰、集会、结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为条件；也必须以一些领域的平等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张力。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要求绝对的平等，必然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何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至今仍在不断探讨的问题，问题在於1919年9月，陈独秀走出牢房后，平等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出现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视的
内涵。在这一个的十二月，他直载了当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与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於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9）民主主义在他笔下，已经等同於社会主义。更危险的这一平等的诉求已演变成，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平等」和自由，应该以民主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这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激愤，而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它与国民党结合，成了彻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据。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季陆提出议案，建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以便保护少数，完善民主制度，维护者在发言中说：「选举本为和平运动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议席上有发言权，即须竞争选举，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比例制有害於革命党，因少数派以机会也。」提案人解释：比例选举制非人表资产阶级，京非有害於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毛泽东又一次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验。」如此坦率地申明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十分罕见。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一代表发言补充说明：「本党政纲中规定通通选举，本席即有疑义，曾询宣言审查委员会，据去此不过形式规定，因吾党现在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此等选举法当然不适用。后总理又添一案，厘定考试选举，其他选举是不适用的。」（40）民主、选举云云，通说说而已，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决定的即定方针。在这一问题上，国共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第三，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排拒和平发展的「联省自治」。
激进思潮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处於屡受列强侵略的贫弱地位。如何改变这个状况？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内因是主要的，主张着重内部的改革。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祸根是帝国主义。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再加上在他看来，「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kn呢？」（41）他的这种急於从列强欺压下拯救中国的情绪，是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人民长期 结的民族主义难分难解的。
当时响彻南北，此后又长盛不衰的「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除了个别时修有武力抵抗外敌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国政权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含义外，基本的要求是：1、收回被割据的领土和租界;2、取消不平等条约；3、收回关税自主义的要求。胡适等人的主张，是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澄清吏治，实现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实力，和平谈判，收回利权。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急，应该用武力手急速实现这些目标。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用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人则支持陈炯明、唐继 、超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42）
胡适等人对内对外的主张不过是新文化运动揭橥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延伸，但在当时就被视为支持「军阀割据」，后来更赢得一顶「买办文人」帽子。陈独秀等人的慷概悲歌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大一统情结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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