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爱特征的实验研究

　注：表中（）内为频次，*为在0.05水平显著，**为在0.01水平显著。
　　对表1内所获得的各个数据与理论值进行百分比差异比较，结果表明单峰偏爱模式和不可传递模式，统计检验差异显著，这说明被试的风险偏爱倾向于单峰模式，而对不可传递模式是回避的。对于单调递增模式，除了小期望值中的A组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几组差异也显著；单调递减模式，无论是大期望值组还是小期望值组都只有在C组中表现为差异显著。反转模式只有在小期望值A组中差异显著。
　　为了考察不同的期望值对风险偏爱模式的影响，我们采取了独立性检验。由表1的结果发现，A、B、C三组的χ[,2]值分别为3.396、3.611和2.887，统计检验不显著(p＞0.05)，这说明期望值对于风险偏爱的模式没有影响。当然，由于表1中的个别数值为0，此结果需要在更广泛的样本基础上验证。
　　3.2　三种不同的风险来源对风险偏爱的影响
　　为了考察不同的风险来源对被试的风险偏爱模式的影响，我们用独立性检验。因为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是特殊的单峰模式，所以我们将这三种方式合并为一般的单峰模式；再将反转模式和不可传递模式合并为非单峰模式。结果小期望值组的χ[,2]=5.701，在0.05水平不显著，大期望值组的χ[,2]=1.690，在0.05水平也不显著，这说明无论是小期望值组还是大期望值组，不同的风险来源与被试的偏爱模式之间均不存在关联。
　　不同的风险来源对固定收益和高风险的偏爱分布是否存在着影响呢？结果见图1～图4。
　　附图
　　附图
　　　　图4　大期望值、高风险
　　从图1、图2来看，无论是小期望组还是大期望组，较多的被试将C组的固定收益列为最偏爱的；而在A组和B组中，固定收益大多被列为中等偏爱。相对来说，对固定收益的不偏爱在各组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少的。
　　从图3、图4来看，无论是小期望组还是大期望组，不同的风险来源对高风险的偏爱等级的分布影响不大，对高风险的不偏爱的被试占绝大多数。
　　　　4　讨论
　　4.1　对实验中得到的风险偏爱模式结果的探讨
　　在我们的实验中绝大部分被试的风险偏爱模式都是单峰模式，说明人在对待不同程度的风险时，并不像期望效用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总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5]，而是符合库姆斯的观点，人在期望效用恒定的情况下对待不同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总是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上得到妥协。
　　在我们的结果中，并不是所有的单峰模式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人又有各自不同的最佳的风险水平。有的人的最佳风险水平偏高些，有的人的最佳风险水平偏低些。这也说明了在对待风险的态度上，不同的人之间既存在着一些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个体上的差异。个体对一定的风险水平最为偏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可能对于决策者来说，风险偏爱是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个静止的状态。决策者以前的成功或失败的决策经历会影响他现在或将来的偏爱，决策者当时的经济状况、情绪状况等也都是影响决策者风险偏爱的因素。在这方面，王重鸣、何贵宾已经做过相关的研究[6,7]。
　　对于单调模式，与理论值相比虽然我们也得到了差异显著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在120种的偏爱排序中，单调模式仅仅是占了其中的两种，比例相当小，因此在实验中很容易得到差异显著的结果。况且单调模式的被试比例也不是特别高。另外，我们认为在现实中这种单调模式在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中也是不普遍的。
　　为什么单调递减模式无论是在小期望值组，还是大期望值组，都只有在C组中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其实C组方案按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抽彩结果方案，而是一组博弈方案，我们认为被试在对待这组方案时可能是根据收益和损失之间的差异来排序的，而没有将收益或损失的概率考虑进去。所以被试对风险的厌恶表现得很显著。
　　不同的期望效用对风险偏爱的模式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在效用一定的情况下决定偏爱排序的因素是被试的风险偏爱。这与组合理论的结果相一致。被试对于不同的效用会有不同的偏爱，但只要是在效用恒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的风险偏爱模式是遵循单峰模式的。库姆斯等人的研究证明，对于不同的期望效用，决策者对系列风险水平的方案的偏爱是一族开口向右的曲线。
　　4.2　中美被试风险偏爱异同的探讨
　　将本研究中得到的数据与MacCrimmon取得的美国被试的数据进行比较，探讨风险偏爱的文化差异。在MacCrimmon的研究中，被试是4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经理，平均年龄41岁，平均年收入3.5万美元。75%的人具有大学学历。其实验任务与本实验基本相似，而且是真实的收益或损失。
　　我们将实验中得到的被试对固定收益X[,1](A[,1]、B[,1]、C[,1])、低风险X[,2](A[,2]、B[,2]、C[,2])、中等风险X[,3]和X[,4](A[,3]、A[,4]、B[,3]、B[,4]、C[,3]、C[,4])、高风险X[,5](A[,5]、B[,5]、C[,5])的各个偏爱等级的频次百分比与美国的被试进行比较，结果见图5～图8。
　　附图
　　可以看到，在固定收益和中等风险的偏爱等级分布上，中美被试对较为偏爱(2)和最不偏爱(5)等级存在着一些差异。对固定收益，中国的被试较为偏爱的人数百分率明显多于美国被试，最为不偏爱的人数百分率明显少于美国被试；对中等风险，中国被试较为偏爱的人数百分率明显少于美国被试，最为不偏爱的人数百分率则明显多于美国被试。在低风险的偏爱等级分布上中美被试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高风险的偏爱分布上中美被试都是在最不偏爱等级上的选择人数最多。
　　除了分析偏爱等级的分布以外，我们对其中不同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的最为偏爱（排序等级为1）和最为不偏爱（排序等级为5）的百分比数据与美国的数据进行百分比的差异比较。结果见表2。
　　　

　表2　中美被试对不同风险水平的方案的最为偏爰和最为不偏爱的比较
　　附图
　　注：中国被试每组为30人，美国被试为40人，*表示在0.05水平显著，**表示在0.01水平显著。
　　结果表明对固定收益的不偏爱，中国的被试显著少于美国的被试；对中等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不偏爱，中国被试显著多于美国被试；对于高风险的不偏爱，小期望值组的中国被试也显著少于美国被试，大期望值组也比美国被试来得少。
　　一些跨文化研究提出，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特别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庸之道，与美国相比显得比较保守。然而，从我们实验得到的结果来看，中国人对风险的偏爱是较为复杂的。在能够不冒风险，就可以有所收益的情况下，中国人对这个收益也不愿放弃，或者说是愿意追求的，似乎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味道。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对风险的厌恶水平较美国人来得高。在面临高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厌恶风险的水平相对美国人来讲来得低，尤其是在预期的损失比较小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这说明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对高风险更加不敏感。这与Weber等人的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不完全一致。[7]
　　在我们的实验中还得到了展望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在这方面中美被试似乎有更多的一致性。在小期望值组中的A组，即损失值固定为5元时，有三分之一的中美被试将方案5选为最偏爱的。这说明被试在认为损失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往往愿意追求高风险。这与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愿意花不多的钱去买彩票，希望能以较少的付出获得很大的回报的现象是很符合的。在收益固定（B组）的情况下，中国有40%（小期望值组）和47%（大期望值组）的被试将低风险的备择方案定为自己最喜爱的，有50%的被试将高风险的备择方案定为自已最不喜爱的，美国有30%的被试选择了低风险，有75%的被试厌恶高风险，这也说明在面临收益情况下，被试有回避风险的倾向。
　　另外在概率固定（C组）的情况下，中国有33%的被试将低风险的备择方案定为自己最喜爱的，60%以上的被试厌恶高风险的备择方案，美国被试对低风险备择方案的喜爱为62.5%，对高风险的厌恶为75%。可能在这样的风险情况下，被试更关心的是收益值与损失值的差距。在收益值和损失值均增加的情况下，收益值与损失值的差值越大，被试就越不偏爱，反之这种差值越小，被试就越偏爱。
　　4.3　存在问题的探讨
　　我们的研究中，还有不少被试的偏爱模式是反转模式和不可传

《风险偏爱特征的实验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