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研究

垫资条款，虽未抵触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可其因违反法律关于企业之间不得借贷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我们认为，从现有法律规定来判断，带资与垫资条款并非当然无效，行政机关可依其职权对该种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但在未有更高层次立法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直接认定其无效。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明文禁止，带资与垫资行为还是难以遏制。由于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有承包人为争取工程承包合同，往往承诺带资入场，以减轻发

包人的资金压力。在操作上，由于垫资属禁止性行为，发包人与承包人通常不会将有关垫资的内容写入合同条款，而多采取相对隐晦的方式。由于建设工程合同的价款支付方式通常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在发包人付款与工程进度之间难免存在时间上的迟滞性，如双方协议将付款时间迟延，或达成承包方事实上接受发包人迟延付款的默契，则很难判断其是否属于带资、垫资行为。而且，即便带资、垫资行为属无效，也仅及于合同的价格支付条款，对合同其余部分的效力并无影响。

　　第四节 承包人优先受偿权

　　一、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性质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条规定甫一出台，立即引起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争议的焦点一时集中在本条规定的承包人权利的性质方面。有认为该权利是对不动产的留置权「注：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223页」，有认为该权利是一种法定优先权「注：曹诗权：“对合同法第286条的定位”，《法制日报》，2000－10－22」，也有认为是法定抵押权「注：梁慧星：“合同法和286条的权利性质与适用”，载《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001年版，P375」。留置权的标的物只能是动产，这是留置权的基本法律特征，因此留置权说难以成立。而优先权说在权利性质的界定上并不明确，优先权是一种相对性的权利表述，只有与其他人的权利相比才具有意义，因此，说承包人依该条享有的权利是一种优先权只是一种对该权利状态的描述。无论是抵押权还是留置权，都具有优先受偿的性质，因此以优先权作为该权利的性质认定则难以成立。法定抵押权说符合该条规定的权利的基本特征，如标的物为不动产、优先受偿性等，较为准确地界定了该权利的属性，也较符合立法本意，故本文采此观点。

　　事实上，建设工程承包人对其完成之工程拥有法定抵押权并非我国立法所新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513条规定：承揽之工作物为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缮者，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对于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动产有抵押权。即为关于承揽人（承包人）法定抵押权的规定。此外，德国及日本等国民法均有类似规定，德国民法规定承揽人法定抵押权应经预告登记方为成立，日本民法称之为先取特权，需经登记始能对抗第三人「注：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330」。我国合同法第286条与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相似，不以登记为法定抵押权成立或对抗第三人的条件，而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20日发布法释［2002］16号《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对合同法第286条的适用作出司法解释，该解释并未对该条所规定权利的性质进行认定，只是将其描述性地称为优先受偿权。解释对该种权利的效力、范围及行使期限作出了规定，大致内容如下：①该优先受偿权的效力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不能对抗已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②优先受偿权的受偿债权范围即建筑工程价款仅包括承包人的实际支出费用，不包括因发包人违约所致损失；③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应该说，司法解释对该条款的适用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指引，但仍有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厘清。

　　二、行使法定抵押权的条件

　　依前述合同法第286条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有如下条件：

　　1、需是以工程为合同完成物的建设工程合同。

　　前已述及，广义上的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其中设计合同与勘察合同的完成物仅为设计成果与勘察成果，并不是工程本身，不属第286条规定的“工程”范畴，因此只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才可行使这一权利。当然，如是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只要其中包括了工程施工的内容，合同的履行可得出“工程”这一财产，则总承包人当可行使该权利，而承包人行使该权利时求偿的内容自可包括总承包合同中设计部分与勘察部分的债权。

　　2、需工程属可折价、拍卖的性质有学者主张不可折价、拍卖的工程包括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包括公有物与公用物，前者如国家机关办公的房屋建筑物及军事设施，后者如公共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等。「注：梁慧星：“合同法和286条的权利性质与适用”，载《民商法论丛》第19卷， P375」我们认为，公有物与公用物是否均属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颇值讨论。前述列举的几种物均是从其规划功能的角度考虑，但建设工程作为不动产，其使用权与所有权是可以分离的，公有物与公用物并非均属禁止流通物，只能解释为部分属禁止流通物，而大部分事实上属限制流通物，即其流通以不能影响其使用功能为前提。基本上，可依法进入市场并可带来收益的公有物与公用物如机场、道路、公共图书馆等均可在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情况下进行所有权的移转，即便是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只要其在功能上具有市场价值，也属可折价或拍卖之列。只有依照法律规定或依其性质不能产生收益的公有物与公用物才不可折价、拍卖，如城市公共绿化、市政工程等。

　　除了前述不可折价或拍卖的部分公有物与公用物外，在性质上不能折价或拍卖的还包括单独的设备安装或装修装饰工程。如与发包人单独签订有施工合同的空调、电梯、玻璃幕墙等专业工程承包人或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等，在工程完成后，如发包人违约，该承包人应不能对该部分工程行使法定抵押权，因其承包的工程在性质上与主体工程已不可分割，如允许承包人将该部分工程单独拍卖，一来在经济上极其不利益，二来也可能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但对总承包人而言，或前述专业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与主体工程的承包人共同行使法定抵押权，则不受此限，因为在此情况下，就该部分工程进行折价或拍卖并优先受偿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均可行。

　　3、承包人需履行催告义务对发包人未依约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行为，承包人并不能径行行使法定抵押权，应在进行催告并给予发包人合理履行期限之后才能行使该权利。催告的方式不限，合理期限应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这一规定与合同法第94条关于因一方逾期履约另一方单方解除合同前需进行催告并给予对方合理履行期限的规定同出一辙。由于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对发包人影响巨大，应对此设定一些程序性条件，允许发包人对此进行补救。

　　4、建筑工程是否竣工不应影响承包人法定抵押权的行使有学者认为承包人法定抵押权的成立应以建设工程竣工为条件，工程未竣工，则无法定抵押权。我们认为，从权利义务平衡的角度来说，理应对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施加一定的限制。由于建设工程合同的价款多为分期支付，如发包人在工期中的任一期付款迟延都可令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对发包人过于不利。

再者，未竣工工程的变现能力低，如因该条规定出现大量的在建工程进入市场流通的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极为不利。但是，在建工程虽然变现能力低，却并非不可变现，因此在建工程在性质上不属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在操作层面上应无障碍。从法律政策来看，立法设定法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优先保障承包人的债权尤其是其中的劳动者工资，而工程是否竣工并不会影响承包人债权的性质与效力，如由于发包人违约导致工程无法竣工而令承包人丧失法定抵押权，则该条的立法目的将无法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作了折衷的规定。解释规定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六个月期限自工程竣工或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起算。从文义上解释可知，无论工程是否竣工，承包人均可行使法定抵押权，但其应在工程竣工后或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后才能行使该权利。问题在于，如在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示将不再履行合同，或出现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可中止履行的情形，依该司法解释，此时承包人不能行使法定抵押权。但如此理解似对承包人过于苛刻，不符立法本意。此外，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破产，承包人是否可以法定抵押权对抗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是一个问题。对此下文将要论及。

　　如前所述，法定抵押权的行使不以工程是否竣工为条件，同理，工程是否交付使用也不应影响法定抵押权的行使。建设工程合同的特点之一在于承包人基于合同约定占有施工场地及工程本身，这也是传统上将其归入承揽合同的原因，因此，对发包人不支付工程价款的行为，承包人通常可行使的抗辩权就是拒不将工程交付予发包人。故在通常情况下，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权时其对工程是处于占有状态，但合同法第286条及司法解释并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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