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事实上，按照博弈论的观点，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位选手的做法其实最符合人的真实想法，但游戏剥夺了这种“不合规则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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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后期制作和游戏规则对真实的抹杀，真实电视最大的真实“骗局”还来自参赛者本身。有关法国第二集《阁楼故事》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这台“真人秀”报名参赛的候选人数达到20万，电视6台在10个外省城市和巴黎组织了4.5万人次的试镜挑选，但最终亮相的参赛者仍受到媒体的一致指责，认为他们不是过于“低劣”、“性感”、“庸俗”，便是过分“夸张”或“专业”，个个都不加掩饰地暴露出强烈的“荧屏成名欲”。②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舞台”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如果说，大众媒介像一道幕布遮蔽了我们对真实环境的观感，那么，我们所见所闻的景象就如同台前的“演出”，真实隐藏在幕后。当一档节目颇具反叛意味地宣称它是“真实电视”的时候，似乎为我们掀开了帷幕的一角缺口，可以窥见幕后的“真实”，但不幸的是，置身于媒介大环境中的“拟态环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缺口”，我们窥见的幕后真实其实仍旧是另一道帷幕之前的精彩演出。“二道帷幕”甚至“多重帷幕”的比喻，正是当下媒介环境的真实写照。
所以说，真实电视同样是一道将我们与真实隔绝的屏蔽，让“真实的荒漠”变成可以忍受的“屏蔽”。按照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真实首先是屏幕本身，是永远准备扭曲我们对所指、对屏幕现实的感知的障碍。当屏幕介入到我们自身和真实之间，它总是会在屏幕(表象的屏幕)之外产生什么是“自身之内”这个概念，所以“对我们”来说，表象和自身之内间的距隙永远是已设的。?③回到“真人秀”，“拟态环境”本身才是扭曲了我们对现实感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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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投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互动
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社会，不是电视是社会的镜子，而是社会也成为电视的镜子。现实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界限模糊不堪，甚至不复存在。考察真人秀节目，我们不但可以在“拟态环境”中找到现实环境投射的影子，还发现其间的诸多元素已经日益渗透到现实环境中来。
1.“临时家庭”的社会寓意
“真人秀”对家庭环境的模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而这种“临时家庭”更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团体或同居群体。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正逐渐失去经济职能、保护功能和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因此，个人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内部状况逐渐转向客观化”，家庭成员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力量和社会的直接作用，家庭成为形单影只的个人或数个人的组合。这和“真人秀”中群居的男男女女非常类似，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这群人来说，社会角色远远超出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参赛者从事五花八门的职业，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参差不齐的年龄，孤单的个人内心领域为社会力量填充和塑造，从而使个人内心领域变成“伪私人领域”，这种现实在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已有所体现。
另一个显露的趋势是，公私领域的严格划分开始瓦解，私人领域走向政治化(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商品化，但是公共领域“理性匿名自我”和私人领域“情绪真实自我”的区分仍十分明显。如何在私域与公域之间找到平衡，减少二者的对立摩擦已成为现代人极为关注的问题，“真人秀”迎合了大众心理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通过具体示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
2.梦样游戏
“真人秀”和纪录片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肢解了电视的纪实特征，没有了常规纪录片对真实的努力追求，代之以高潮迭起的游戏情节、模糊的时代背景、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等。它通过监视性摄像头的运用营造出再现真实生活的幻觉，同时通过“临时家庭”的构建完成了对现实本身的肯定，它毫不客气地使情节停留于现实，却也毫不修饰其假定性和表演性，同时又给观众以“理想家园”的梦幻(《完美假期》)和金钱(《老大哥》)、美女(《欲望岛》)等欲望客体的期待。也就是说，它苦心营造真实幻觉，展示对现实本身的肯定，但又在一种迥异于生活真实的游戏背景中表现出人对于梦样生活的期盼，这就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根本矛盾。
3.丑陋的人性
真人秀规则在其设置之初就暗含了让人忧患的种种预设，如《幸存者》，竞争者可以发挥除暴力以外的任何手段。这意味着竞争者除发挥人格魅力赢得支持外，还可以运用不正当但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欺骗、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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