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真人秀(Reality TV)，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
“真人秀”浪潮正在全球蔓延，尽管学术界还不能给这种新节目形态一个严格定义，但并不妨碍各大电视公司的争相搬演和各国观众的疯狂收视。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又隐藏着诸如道德伦理、媒体责任等社会问题。
制造世界——“真人秀”中的拟态环境
监测环境一直被认为是媒介的重要功能。但是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就认为，有必要将人头脑中的景象和外部世界区别开，前者建立在媒体选择性“提示”的基础上，是依据现实环境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的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李普曼将其称为“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①。
另一可供参照的概念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称的“仿真(simulation)世界”。鲍德里亚认为，“电视就是世界”，真实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造成的。事物变成了事物的形象，甚至事物本身变得比虚拟形象更加陌生。
但无论是“假环境”，还是“仿真世界”，在由“真人秀”开创的新现实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媒体与环境的关系已经由“提示”和“虚拟”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即媒体直接“制造世界”。在金·凯瑞主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可怜的楚门一出生就生活在人造世界中，他居住的海景镇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棚，天空是布景，海水是布景，连亲朋好友和每天碰到的镇上人全都是职业演员。
这个虚构的好莱坞故事从理论上说完全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它所隐喻和尖锐讽刺的是媒体对真实世界的遮蔽。恰好在这一年，世界上第一台“真人秀”在荷兰诞生了。媒体工业的发达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好莱坞可以打造一条和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大船，可以动辄耗资上亿美金建造一座未来城市。这种思维的直接结果是媒体对于“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的迷恋，“真人秀”中大量出现的“阁楼”和“荒岛”正是媒体制造的“微缩世界”。
媒体与环境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现实观感：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可能不再是“有选择纪录”的生活，也不再是媒体提供的虚拟形象，而是兼容了上述两种传播性格的“真实”秀场。真人秀标榜“绝对真人真事”，宣称运用“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览”满足观众赤裸裸的窥视欲，但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竞赛节目的巨额奖金设置和淘汰方式又暗示出节目本身的虚拟性。无疑，它将纪录片与戏剧紧密结合，由真实性与虚拟性两个层面的内涵构成。
李普曼的年代，是一个媒体观察世界、公众收看媒体的单向年代，而随着直播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世界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彼此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媒体的“社会雷达”功能逐渐让位于媒体对“拟态环境”的建构，比如“真人秀环境”，它源于但不同于客观真实环境，是某种人类生存空间具体而微的拟态，它封闭且相对独立，我们可以称之为“拟态环境”。
当媒介对客观环境和“拟态环境”的监察同时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几乎分不清其中的区别。“混杂”的影像生态暗示我们，电视屏幕提供的只是“媒介真实”，但它往往比其参照系(客观真实)更为激动人心，就好像经过电视技术和艺术手段包装的NBA篮球比赛有时比真实的球场感受更精彩一样。这就是“真人秀”时代的媒体现状。
二道帷幕——真实电视真的真实吗
为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的窥探欲，制作公司对“拟态环境”实行全方位监视，这等于将节目参与者赤裸裸地放到所有电视观众面前，“真实电视”(Reality TV)的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但是，“真实电视”标榜的“真实”真的存在吗?
从本质上说，“真人秀”是一种综合性电视娱乐节目，是对“拟态环境”的真实展现。这里所谓的“拟态环境”包括人造环境的搭建、参赛者的挑选、奖金和游戏规则的设定等，“真实展现”仅指节目的具体进程和细节是真实的。真人秀节目普遍运用“肥皂剧叙事”模式，制作时运用了特写、背景音乐、蒙太奇镜头、高速摄影等技术渲染气氛，后期剪辑和人为控制大量存在。所以这类节目实则是真人参与的电视游戏，在国外，就有Game Show(游戏派)、Reality Soap Opra(真实肥皂剧)和Constructed Documentaries(创构式纪录片)等更接近其叙事策略的名称。
游戏规则是真人秀“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成份，正是规则的渗入进一步剥夺了摄像机前的真实。湖南经视“真人秀”《完美假期》在第二周将要结束时，一名选手被宣布违规停赛，由候补选手代替。因为这名选手和其他选手商量如何赢得大奖，出去后平分奖品，摄像机恰好捕捉到了这一镜头。制片人认为，他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利益 《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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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浪潮正在全球蔓延，尽管学术界还不能给这种新节目形态一个严格定义，但并不妨碍各大电视公司的争相搬演和各国观众的疯狂收视。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又隐藏着诸如道德伦理、媒体责任等社会问题。
制造世界——“真人秀”中的拟态环境
监测环境一直被认为是媒介的重要功能。但是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就认为，有必要将人头脑中的景象和外部世界区别开，前者建立在媒体选择性“提示”的基础上，是依据现实环境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的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李普曼将其称为“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①。
另一可供参照的概念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称的“仿真(simulation)世界”。鲍德里亚认为，“电视就是世界”，真实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造成的。事物变成了事物的形象，甚至事物本身变得比虚拟形象更加陌生。
但无论是“假环境”，还是“仿真世界”，在由“真人秀”开创的新现实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媒体与环境的关系已经由“提示”和“虚拟”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即媒体直接“制造世界”。在金·凯瑞主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可怜的楚门一出生就生活在人造世界中，他居住的海景镇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棚，天空是布景，海水是布景，连亲朋好友和每天碰到的镇上人全都是职业演员。
这个虚构的好莱坞故事从理论上说完全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它所隐喻和尖锐讽刺的是媒体对真实世界的遮蔽。恰好在这一年，世界上第一台“真人秀”在荷兰诞生了。媒体工业的发达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好莱坞可以打造一条和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大船，可以动辄耗资上亿美金建造一座未来城市。这种思维的直接结果是媒体对于“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的迷恋，“真人秀”中大量出现的“阁楼”和“荒岛”正是媒体制造的“微缩世界”。
媒体与环境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现实观感：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可能不再是“有选择纪录”的生活，也不再是媒体提供的虚拟形象，而是兼容了上述两种传播性格的“真实”秀场。真人秀标榜“绝对真人真事”，宣称运用“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览”满足观众赤裸裸的窥视欲，但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竞赛节目的巨额奖金设置和淘汰方式又暗示出节目本身的虚拟性。无疑，它将纪录片与戏剧紧密结合，由真实性与虚拟性两个层面的内涵构成。
李普曼的年代，是一个媒体观察世界、公众收看媒体的单向年代，而随着直播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世界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彼此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媒体的“社会雷达”功能逐渐让位于媒体对“拟态环境”的建构，比如“真人秀环境”，它源于但不同于客观真实环境，是某种人类生存空间具体而微的拟态，它封闭且相对独立，我们可以称之为“拟态环境”。
当媒介对客观环境和“拟态环境”的监察同时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几乎分不清其中的区别。“混杂”的影像生态暗示我们，电视屏幕提供的只是“媒介真实”，但它往往比其参照系(客观真实)更为激动人心，就好像经过电视技术和艺术手段包装的NBA篮球比赛有时比真实的球场感受更精彩一样。这就是“真人秀”时代的媒体现状。
二道帷幕——真实电视真的真实吗
为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的窥探欲，制作公司对“拟态环境”实行全方位监视，这等于将节目参与者赤裸裸地放到所有电视观众面前，“真实电视”(Reality TV)的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但是，“真实电视”标榜的“真实”真的存在吗?
从本质上说，“真人秀”是一种综合性电视娱乐节目，是对“拟态环境”的真实展现。这里所谓的“拟态环境”包括人造环境的搭建、参赛者的挑选、奖金和游戏规则的设定等，“真实展现”仅指节目的具体进程和细节是真实的。真人秀节目普遍运用“肥皂剧叙事”模式，制作时运用了特写、背景音乐、蒙太奇镜头、高速摄影等技术渲染气氛，后期剪辑和人为控制大量存在。所以这类节目实则是真人参与的电视游戏，在国外，就有Game Show(游戏派)、Reality Soap Opra(真实肥皂剧)和Constructed Documentaries(创构式纪录片)等更接近其叙事策略的名称。
游戏规则是真人秀“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成份，正是规则的渗入进一步剥夺了摄像机前的真实。湖南经视“真人秀”《完美假期》在第二周将要结束时，一名选手被宣布违规停赛，由候补选手代替。因为这名选手和其他选手商量如何赢得大奖，出去后平分奖品，摄像机恰好捕捉到了这一镜头。制片人认为，他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利益 《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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