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与瞻望：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

　　【内容提要】问卷测验、投射测验及情境测验是心理学中齐名的三大测验技术。问卷技术虽然被普遍使用，但在西方早就遭到批评：“系统歪曲假设”的观点认为它得到的结果是行为的语义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好恶度倾向”观点认为在问卷测验中被试往往不是按主试的要求和真实情况回答。问卷测验无法解决“装好”、“装病”倾向、随机作答等问题，它普遍适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适合于中国文化是个问题。投射技术因对心理诊断相对不重视而衰退。情境测验所设计的特定情境只能……
  在心理学中，问卷测验技术对我们来说最为常见，因为从人格测验到临床心理测验，大都采用问卷技术。投射测验技术虽然在国外曾经盛极一时，但在国内却仍属鲜见。情境测验技术是继问卷测验、投射测验之后，伴随着评价中心技术(Assessment  Center)而兴盛起来的新技术，国内现在亦有引进与探索。如此三大技术，孰优孰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大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是何种现状与局面？本文试作一番评论与探讨。
　　　　一、引进西方心理测验的困惑
　　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主要的著名的心理测验量表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修订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尤甚。我们的人格评定、智力测验、心理卫生评估等方面的量表几乎全是国外引进修订的。“量表热”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今日，并未“冷却”多少；研究者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情高涨；培训班曾经遍及全国；像《韦氏智力测验》这样一些需要保密的重要测验工具甚至出现了盗版。杨中芳等人曾对社会心理学方面使用量表的情况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大陆几家心理学杂志的编辑部都曾提及、呈交的社会心理学论文中，几乎全都是使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资料，其中大多数是使用西方引进的量表；并对台湾出版的《中华心理学刊》1976-1986年间发表的30篇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报告作过统计，发现其中29篇使用问卷测验作为工具。平均每个研究使用了2.62个量表；所使用的量表中，25%未经任何修订直接翻译于西方量表；42%经过修订；4%是根据西方理论编制的量表；三者共计71%。[1](pp.212-214)
　　这种大量地引进、修订国外量表，过分地依赖于国外量表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批评与反省。概括有关研究，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的：
　　1.西方心理测验的文化背景难以完全适合于中国人：其量表的编制，是对西方人的心理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当西方人编制量表时，对变量的选择、解释，是基于西方人的特点。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等心理特质上有很大不同，所以，西方的心理测验很难完全适合于中国人。譬如人格测验，如果完全是基于对中国人的研究，可以断定，所选择的人格变量肯定不会是卡特尔的16种因素(16PF)，也不会是高夫的23种因素(CPI)。
　　2.中国人不适合于做西方人编制的心理测验：杨国枢提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在做心理测验时，有着不可忽视的与西方人不同的反应心向或方式。其一，社会赞许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是按照社会的期望作答；其二，默认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答“是”或“赞成”的倾向比答“否”或“不赞成”的倾向要强；其三，“中庸”心向：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往往倾向于选择折衷的、中间的答案；其四，避免反应：能不回答则尽量不回答。所以，西方的量表用于中国人时，肯定存在不少问题。[2]中国被试在做测验时，所面临的是一种矛盾困境。此外，中国人习惯于向亲朋好友倾诉衷肠，而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外界、公众披露、评价自己；不真实回答的倾向较大。中国人有较强的“社会取向”，从众性很强，在问卷中倾向于选择多数人可能回答的答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答案。所有这些，无疑会严重影响到测验结果，难以真正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
　　3.中国被试在接受心理测验时的“外国线索”效应。杨国枢和彭迈克发现，香港中英文双语训练的学生，在做英文问卷时，比做中文问卷更能与中国文化认同。他们称此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3]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中国被试有时显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有时又出现相反的“民族自我妥协心向”，即指在用英文回答问卷时，有时也有向西方价值观靠拢的现象。[4]在另一个研究中，Bond发现被试在做同一份问卷时，会视题目所牵涉两个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回答。表明被试对原量表所属国家的文化愈了解，回答时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说，中国被试对量表的“外国线索”颇为敏感，并会因此而改变其反应。[5]所以，一味照搬外国量表，其弊病很多。
　　4.中国被试接受外国量表的测验，其结果不乏莫名其妙之“谜”。例如，不少研究业已发现，中国人在测谎题上的得分特别高，有时比西方样本高一倍之多。难道说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更会说谎？两大著名人格测验MMPI和EPQ用于中国人样本，都出现这种奇怪结果。路君约使用MMPI测量台湾样本，发现中国人的测谎分比西方人高很多；而MMPI全国协作组在大陆的测验结果也出现相同现象。[6](pp.449-457)陈永昌使用EPQ问卷测验香港成人样本，发现测谎分数很高。[7]龚耀先在全国取样的结果也出现同样情况。一开始研究者认为，或许中国人社会赞许倾向高，有可能为了获得社会赞许而说谎。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测谎题与其它人格及临床指标的相关也非常高，所以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测谎题并不能测到真正的测谎程度，而是另一项人格的或临床的指标。[8]有意思的是，林邦杰以及林一真与杜淑芬在对台湾的小学生测验时，竟然发现测谎题得分愈高者，自我概念愈好，焦虑程度愈低，老师的评价愈高。[9]在对自我概念的跨文化研究中，也曾出现同样的现象。Bond的研究就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得分总是比西方人要低。[10]White  &  Chan也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的总分低于美国人，即使在中国人文化价值上较受重视的一些特点上，仍然还是没有西方人高。[11]难道中国人的自我真的如此低吗？这只能说用西方人编制出的自我量表难以测出真正的中国人的自我，因为中国人的自我本身就与西方人迥异。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移植外国量表进行了反省并提出批评。既然外国的量表是为其本国人所编制，其变量是研究其本国人的结果，而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量表从内容上说是不能适合于中国人的；我们对这些量表仅作一些语言形式上的修订，用以评估中国人，所得到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与西方人作了一个比较而已，很难说可以透彻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既然外国的量表从回答的形式上来说也不适合于中国人，使用它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大有问题，且有诸多奇怪而难以解释的现象出现。引进外国的量表会有如此多的麻烦与困扰，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二、系统歪曲假设诸说：对问卷测验的批评
　　不独移植西方量表在中国遭到非议，就连问卷测验技术本身，在西方也遭到批评。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曾经有个著名的假设：“人是科学家”。因此他说：你要想知道人的心理吗？你可以直接去问他。凯利的论断道出了西方普

遍流行的问卷测验的主要思路。无疑，问卷测验在欧美是心理评估的主要技术手段。问卷测验技术具有多种优势：(1)可以不受局限地用以评估人的各方面的心理现象与特质；(2)节约时间、人力、经费，可以在集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人的资料；(3)可以通过建立常模来进行比较，获取客观化、标准化的推论；等等。
　　但是，问卷技术仍有不少局限与缺点。对问卷技术比较尖锐的批评，当属Shweder和D'Andrade。他们提出“系统歪曲假设”，认为在人格自陈问卷测验中，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基于记忆的，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各种行为类别的语义的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所测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行为，认为人格问卷测到的特质只能作为人与人相互知觉评判的标准，而知觉评判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这种知觉评判只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的东西。他们研究了人格问卷评价、观念联想评价与现场实际观察结果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发现人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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