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设的重要地位，这就使他的法制理论溶入了建设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之中。
㈡、实践性。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论证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来解决。”⑥ 1979年6月他还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邓小平同志要求专政机关要严打。他认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职能，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因为社会上还有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⑧ 发扬民主不是不要专政。“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⑨ 他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⑩ 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的决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从快地打击犯罪分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据此，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把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摆到突出位置。反腐败要动真格，敢于查处大要案，对于严重的经济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惩，把判死刑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软了、手太软了都不足于威慑犯罪分子。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3页。②、③、④《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9页、第9页、第9页。⑥、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第371页。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第217页
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稳定，他多次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① 他总结出：“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的时期，从多种角度对法制建设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㈢、开放性。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民主法制思想也充分体现开放性的一面。随着我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过去那种计划体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形势的发展促使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往“无法可依”的严重状况，邓小平同志认为：立法“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③ 先制定一个草案，再慢慢修改补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做到“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④ 1989年他又讲：“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⑤ 可见，由于邓小平同志精辟的分析了时代主题，敢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支持中央实施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的法制相接轨，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等等。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灵活运用。
㈣、平等性。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能够到实处，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1980年，他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目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⑥ 他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⑦ 所以要强调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思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活动不得因人而异。任何团体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尤其是执政党和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不凌驾于法律之外当特殊公民。1986年他又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⑧ 他看得很清楚，不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违法必究”就无法落实，强调平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贯彻法律平等的思想，对于在封建残余至深的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㈤、改革性。这里的改革性是针对旧体制、旧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既继承了毛泽东法制思想中闪光的东西，又否定了其晚年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断加以改革和创新，指出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旧体制时，还极力主张法的效力高于领导人，推崇法律至上。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还反对将国家稳定建立
①、②、④、⑤、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第285页、第90页、第78页、第90页；③、⑥、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322页、第322页。
在个人的威望上，反对搞个人崇拜。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① 1992年，他又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 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特点，目的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观，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③
（一）法治与德治的含义。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思想。法治是以民主法制为基础，而人治是以封建专制为基础。我国古代虽然也有法治，但那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法治，与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领导人的贤明。作为一种治国原则，要求有法律至上的权威，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一个社会的法制再健全、再完善，也不可能细密到涵盖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社会生活各领域总会出现一些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这就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加以调整，道德规范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还要宽。因此，在实行法 《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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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实践性。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论证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来解决。”⑥ 1979年6月他还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邓小平同志要求专政机关要严打。他认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职能，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因为社会上还有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⑧ 发扬民主不是不要专政。“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⑨ 他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⑩ 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的决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从快地打击犯罪分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据此，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把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摆到突出位置。反腐败要动真格，敢于查处大要案，对于严重的经济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惩，把判死刑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软了、手太软了都不足于威慑犯罪分子。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3页。②、③、④《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9页、第9页、第9页。⑥、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第371页。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第217页
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稳定，他多次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① 他总结出：“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的时期，从多种角度对法制建设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㈢、开放性。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民主法制思想也充分体现开放性的一面。随着我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过去那种计划体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形势的发展促使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往“无法可依”的严重状况，邓小平同志认为：立法“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③ 先制定一个草案，再慢慢修改补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做到“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④ 1989年他又讲：“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⑤ 可见，由于邓小平同志精辟的分析了时代主题，敢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支持中央实施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的法制相接轨，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等等。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灵活运用。
㈣、平等性。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能够到实处，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1980年，他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目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⑥ 他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⑦ 所以要强调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思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活动不得因人而异。任何团体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尤其是执政党和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不凌驾于法律之外当特殊公民。1986年他又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⑧ 他看得很清楚，不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违法必究”就无法落实，强调平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贯彻法律平等的思想，对于在封建残余至深的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㈤、改革性。这里的改革性是针对旧体制、旧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既继承了毛泽东法制思想中闪光的东西，又否定了其晚年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断加以改革和创新，指出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旧体制时，还极力主张法的效力高于领导人，推崇法律至上。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还反对将国家稳定建立
①、②、④、⑤、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第285页、第90页、第78页、第90页；③、⑥、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322页、第322页。
在个人的威望上，反对搞个人崇拜。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① 1992年，他又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 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特点，目的
是为了要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法律的工具性价值，只关注社会秩序，侧重“以法治民”的原有法律制度，建立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以法治为核心的新的文明制度。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观，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③
（一）法治与德治的含义。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思想。法治是以民主法制为基础，而人治是以封建专制为基础。我国古代虽然也有法治，但那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法治，与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领导人的贤明。作为一种治国原则，要求有法律至上的权威，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一个社会的法制再健全、再完善，也不可能细密到涵盖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社会生活各领域总会出现一些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这就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加以调整，道德规范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还要宽。因此，在实行法 《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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