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研究综述
为，在先见条件下，各种可能结果都要作为提取线索，证据选样的范围较为宽泛；而在后见条件下，只有确定结果作为提取证据的线索。这样，如果与结果不符的信息有所丧失，再次补充的信息就会朝与给定结果相符的方向偏移，同样道理，确信程度判断也朝向确定结果偏移。
证据评估就是说，即便人们认为一个证据与判断有关，往往还需考虑以结果为背景的信息，才能对其进行评估。因为，单纯用此证据作判断线索，结论是模糊不清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已知一个人擅长拳脚，是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呢？还是更可能被人打死？从一个角度看，似乎应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又应判断他更可能被人打死。如果人们得到结果反馈，或此人技艺超群死里逃生，或无事生非死于非命，人们就会立刻将此类证据纳入引起结果的原因，即证据整合，导致后见偏向。
自我表现是指动机性的反应调整。也就是说，被试的自我抬举(self-enhancing)和自服务(self-serving)动机，导致其在后见判断时，有意或无意地作出虚假的反应。虽然有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强度对其后见效应没有影响[12]，但后继的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对后见效应存在复杂影响，比如，Campbell和Tesser[16]发现，被试自我表现需要的迫切程度，与其后见判断的效应大小，显著相关。特别是在事件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况下，自服务动机可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详见第3部分）。
Stahlberg和Maass[17]将后见之明归因于元认知加工。Stahlberg等认为，被试忘记了初始的估计，只得进行猜测，在已知结果信息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以结果信息作基准，认为他们的估计大概与真实结果接近。
最近，Hoffrage、Hertwig和Gigerenzer[18]提出“反馈后最佳重构理论”（Reconstruction After Feedback With Take The Best，简称RAFT）。这一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1)如果人们不能记住初始判断，他们就会基于对情况的了解重构判断；(2)对事件结果的反馈会自动刷新人们关于事件的知识；(3)人们会使用刷新后的知识重构其初始判断，而不是使用先前的知识。这个理论是说，反馈并不直接影响人们对初始反应的记忆，而是刷新知识重构反应，间接地影响记忆。简言之，后见效应不过是知识刷新的副产品。
3 后见之明的近期研究热点
近期，研究人员对复杂情境下的后见效应进行了探讨。比如，在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境中，人们并非毫无区别地表现出后见效应，而是有选择地对有利自身的结果表现出后见之明。
Mark和Mellor[19]研究了自然情境下自身关联如何影响后见效应。他们要求3组被试对失业的可预见性作出后见判断，这3组被试分别为：失业工人、虽然失业但仍有事可做的工人、社区成员。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组被试比第二组被试更认为失业难以预见，而第二组被试又比第三组被试认为失业更难预见。换言之，随着失业与自身关联程度的增加，后见效应减小。
Mark和Mellor[19]认为，这种结果可由自服务动机来解释。自服务动机指人们希望接受有利结果的荣耀和避免不利结果的咎责。前者可能助长后见效应（如：“我知道事情会如我所料，出现有利结果”）；而后者可能有损后见效应（如：“不利结果是不可预见的，这不是我的错”）。失业组被试没有表现出后见效应，是因为他们想回避不利结果带给他们的尴尬。
Louie[20]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服务动机对后见效应的影响，他们发现：(1)得到有利结果的被试表现出后见效应，但当被试不能居功于有利结果时，就不会表现出后见效应；(2)被试得到不利结果时，不会表现出后见效应，而且他们多将结果归结于外因而非内因。
Curren、Folkes和Steckel[21]发现，人们在进行团体决策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当其团体决策导致有利结果时，人们表现出后见效应；而当决策导致不利结果时，则没有表现出后见效应。
Louie、Curren和Harich[22]实验研究了竞争情境下团体决策中的后见效应，结果发现：当团体决策导致有利己方的结果，人们表现出后见效应，导致不利己方的结果，则不出现后见效应；但当结果不利于对方时，人们又会表现出后见效应。
4 后见之明的应用研究展望
后见效应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其应用价值更不容低估。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数千人因使用被污染的血制品而感染HIV。数年后，一些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诉诸法律，状告献血中心未采取有效措施筛除污染血源[23]。而献血中心指出，艾滋病的病因直到1984年才为人所知，抗体检验直至1985年才能够进行。这个案例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献血中心在当时是否应当对血制品生产更加谨慎从事、对受血者提供危险警示。诸如生产厂家对产品副作用对用户造成伤害应负何种（或何种程度）责任的争论，更是屡见报端。对后见之明的探讨了解，无疑有助于此类争端的合理解决。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第二次决策的价值，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第一次决策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在司法审判、医疗诊断以及财经预测等领域不胜枚举。比如，现行的司法上诉程序，其公正性是建立在上级法官或审查机构能够完全摆脱先前审判结果影响的假定上，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还有，责任人和受害者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估计，在事前事后都可能会有变化，其规律如何？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都是可以在后见效应的框架下展开的，而且极有价值。
【参考文献】
[1] Fischhoff B.Hightsight≠foresight:The effect of outcomeknowledge o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Journal
[2] Hertwig R,Gigerenzer G,Hoffrage U.The reiteration effectin hindsight bias.Psychological Review,1977,104:194-202
[3] Pennington D C.The British fireman's strike of 1977/78:An investigation of judgments in foresight and hindsight.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81,20:89-96
[4] Arkes H R,Wortmann R L,Saville P D et al.Hindsight biasamong 《后见之明研究综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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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评估就是说，即便人们认为一个证据与判断有关，往往还需考虑以结果为背景的信息，才能对其进行评估。因为，单纯用此证据作判断线索，结论是模糊不清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已知一个人擅长拳脚，是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呢？还是更可能被人打死？从一个角度看，似乎应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又应判断他更可能被人打死。如果人们得到结果反馈，或此人技艺超群死里逃生，或无事生非死于非命，人们就会立刻将此类证据纳入引起结果的原因，即证据整合，导致后见偏向。
自我表现是指动机性的反应调整。也就是说，被试的自我抬举(self-enhancing)和自服务(self-serving)动机，导致其在后见判断时，有意或无意地作出虚假的反应。虽然有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强度对其后见效应没有影响[12]，但后继的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对后见效应存在复杂影响，比如，Campbell和Tesser[16]发现，被试自我表现需要的迫切程度，与其后见判断的效应大小，显著相关。特别是在事件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况下，自服务动机可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详见第3部分）。
Stahlberg和Maass[17]将后见之明归因于元认知加工。Stahlberg等认为，被试忘记了初始的估计，只得进行猜测，在已知结果信息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以结果信息作基准，认为他们的估计大概与真实结果接近。
最近，Hoffrage、Hertwig和Gigerenzer[18]提出“反馈后最佳重构理论”（Reconstruction After Feedback With Take The Best，简称RAFT）。这一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1)如果人们不能记住初始判断，他们就会基于对情况的了解重构判断；(2)对事件结果的反馈会自动刷新人们关于事件的知识；(3)人们会使用刷新后的知识重构其初始判断，而不是使用先前的知识。这个理论是说，反馈并不直接影响人们对初始反应的记忆，而是刷新知识重构反应，间接地影响记忆。简言之，后见效应不过是知识刷新的副产品。
3 后见之明的近期研究热点
近期，研究人员对复杂情境下的后见效应进行了探讨。比如，在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境中，人们并非毫无区别地表现出后见效应，而是有选择地对有利自身的结果表现出后见之明。
Mark和Mellor[19]研究了自然情境下自身关联如何影响后见效应。他们要求3组被试对失业的可预见性作出后见判断，这3组被试分别为：失业工人、虽然失业但仍有事可做的工人、社区成员。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组被试比第二组被试更认为失业难以预见，而第二组被试又比第三组被试认为失业更难预见。换言之，随着失业与自身关联程度的增加，后见效应减小。
Mark和Mellor[19]认为，这种结果可由自服务动机来解释。自服务动机指人们希望接受有利结果的荣耀和避免不利结果的咎责。前者可能助长后见效应（如：“我知道事情会如我所料，出现有利结果”）；而后者可能有损后见效应（如：“不利结果是不可预见的，这不是我的错”）。失业组被试没有表现出后见效应，是因为他们想回避不利结果带给他们的尴尬。
Louie[20]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服务动机对后见效应的影响，他们发现：(1)得到有利结果的被试表现出后见效应，但当被试不能居功于有利结果时，就不会表现出后见效应；(2)被试得到不利结果时，不会表现出后见效应，而且他们多将结果归结于外因而非内因。
Curren、Folkes和Steckel[21]发现，人们在进行团体决策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当其团体决策导致有利结果时，人们表现出后见效应；而当决策导致不利结果时，则没有表现出后见效应。
Louie、Curren和Harich[22]实验研究了竞争情境下团体决策中的后见效应，结果发现：当团体决策导致有利己方的结果，人们表现出后见效应，导致不利己方的结果，则不出现后见效应；但当结果不利于对方时，人们又会表现出后见效应。
4 后见之明的应用研究展望
后见效应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其应用价值更不容低估。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数千人因使用被污染的血制品而感染HIV。数年后，一些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诉诸法律，状告献血中心未采取有效措施筛除污染血源[23]。而献血中心指出，艾滋病的病因直到1984年才为人所知，抗体检验直至1985年才能够进行。这个案例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献血中心在当时是否应当对血制品生产更加谨慎从事、对受血者提供危险警示。诸如生产厂家对产品副作用对用户造成伤害应负何种（或何种程度）责任的争论，更是屡见报端。对后见之明的探讨了解，无疑有助于此类争端的合理解决。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第二次决策的价值，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第一次决策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在司法审判、医疗诊断以及财经预测等领域不胜枚举。比如，现行的司法上诉程序，其公正性是建立在上级法官或审查机构能够完全摆脱先前审判结果影响的假定上，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还有，责任人和受害者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估计，在事前事后都可能会有变化，其规律如何？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都是可以在后见效应的框架下展开的，而且极有价值。
【参考文献】
[1] Fischhoff B.Hightsight≠foresight:The effect of outcomeknowledge o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1975,1:288-299
[2] Hertwig R,Gigerenzer G,Hoffrage U.The reiteration effectin hindsight bias.Psychological Review,1977,104:194-202
[3] Pennington D C.The British fireman's strike of 1977/78:An investigation of judgments in foresight and hindsight.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81,20:89-96
[4] Arkes H R,Wortmann R L,Saville P D et al.Hindsight biasamong 《后见之明研究综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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