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受众产生影响。几年前，我曾到越南电视台讲学，那里搞汉语节目的同行就对我与越南毗邻某省电视台主持人的读音错误提出质疑。2000年我到香港广播电视媒体访问，他们的主持人曾表示对内地的一些主持人的“港台腔”表示不理解。他们说，我们是实在说不好标准的普通话而不得不那样去说(港台腔)，而内地的主持人为什么可以说得标准却反而像我们这样说呢?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和巨大的传播作用，对节目的领导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作为传播主体的播音员、主持人都应以更强烈的开放意识、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语言规范意识来从事播音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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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范作用。人民群众在把播音员、主持人的有声语言作为社会语言的标志和标准的同时，也就把播音员、主持人当作了学习普通话的教师。因此，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示范作用。早在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问题的指示中第四条就已规定：全国各地电台应当同各地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作举办普通话讲座。各个方言区域的广播站在他们日常的播音节目中，必须适当地包括用普通话播音的节目，以便帮助当地的听众逐步听懂普通话，学习普通话。在改革开放之前，电视还不普及，广大人民群众就把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看作是“不见面的普通话老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读错了音、念错了字，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曾见到过这样的报道，一个小学生在学校上课朗读课文，读错了一个字，当教师纠正他时，学生却说，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这样读的。可见“示范”作用之大。广播电视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是语言规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推行者，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对他们，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要有全面的高层次的要求。社会经济、文化越发达，他们语言规范的影响越大”[6]示范作用越强。语言规范的层次性，包括语言使用者规范的情况和要求等的层次性。对语言规范意识比较强的、在语言规范方面起示范作用的语言使用者，要求更高。2001年元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法规对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等专业语言工作者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又作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证明了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示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为这一作用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5.导向作用。由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标志作用、规范作用、传播作用和示范作用，由于语言传播主体的亲和力作用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权威作用，使得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对社会语言发展变化同时具有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社会上很多新词新语、流行语都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其他传媒推广开的。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社会语言的时尚，这一状况，在青少年学生中尤为明显。个性鲜明的节目主持人，包括嘉宾主持，其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句口头禅、一个惯用语，包括言语方式、言语风格都可能对社会某一特定群体产生影响，并进而效仿之、模仿之。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导向作用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负面的。它既与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品位有关，也脱离不了传播者即播音员、主持人个人的文化素养、语言功力和审美追求。广播电视语言的这一导向作用，要求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必须注意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和语言品位，包括语言的规范，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不懈的责任。
6.审美作用。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具有十分明显的审美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规范，只是语言文化和语言传播的基本要求，“比规范层次更高的是优美。”[7]“只做到规范，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有声语言的社会功能，还应向审美层面提升。”[8]“人类的求发展、求富足，没有止境，在信息共享、认知共识之后，必然产生对美学理想的追求，期待着愉悦共鸣。”[9]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在传播信息、言事明理传情的同时，必将传播美的语言、传播雅的语言，并使人产生审美愉悦共鸣。在人民广播播音的历史上，优秀播音工作者用有声语言创造情声并茂、感人至深的播音作品的事例不胜枚举。齐越播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充溢着爱国主义的崇高之美，鼓舞了千千万万的青年涌跃参军，奔赴保家卫国的前线；夏青播送的《告全国人民书》饱含着对伟大领袖的崇敬悲痛，激励亿万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了将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人与自然》，表现出对大自然可爱生灵的关爱之美；沈力主持《为您服务》、《夕阳红》表现的端庄亲切之美；倪萍语言的热情之美；敬一丹语言的沉静之美；白岩松语言的机辩之美；崔永元语言的幽默之美……“人们向往语言的审美空间，在那里，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感的享受，对未来的憧憬，对创造的欣喜……进入审美空间的语言，包含着历史的厚度、时代的高度、哲理的深度，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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