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

　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人类交际和思维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语言的功能是交际，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其动态性和人文性。语言是人类的存在之家。人类对语言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体其社会使命是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语言是广播电视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广播电视在向社会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向大众传播语言。作为一种语言职业的广播电视，承载着信息传播和语言传播的双重使命。语言传播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和发展，而由“古典传播方式”跨入了“现代传播方式”的时代。正是由于广播电视的传播，大大提高了语言传播的速度，大大拓展了语言传播的范围，大大增加了语言传播接收者的数量，大大丰富了语言传播的内容，使社会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生机盎然。
广播电视媒体的语言影响力是巨大的。“媒体的语言影响力，指的是媒体对社会语言生活发挥作用的大小。”[1]不同类型的媒体对语言影响的方面是不同的。报刊主要影响书面语，广播电视主要影响口语或书面语的口语表现形式(英特网由于出现时间短，语言使用不具有权威性，对社会语言的影响还较小)。不同媒体或媒体栏目，对不同受众群落的语言影响力也有差别。与其他媒体相比，广播电视拥有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和层次最为丰富的受众群体。不同媒体的语言影响力有大有小。“一般说来，权威媒体和社会亲和力强的媒体，对语言的影响力大。权威媒体主要影响社会主流用语，社会亲和力强的媒体主要影响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用语。”[2]广播电视无疑是集权威性和社会亲和力于一身的“强势媒体”，它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之巨大是其他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回顾百年来语言统一所走过的道路，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应是改革开放的20年，这20年推广普通话的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广播电视的普及和发展。“广播电视提供了普通话语音的样板，而且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对社会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许多人愿意模仿他们的语言，从而加速了语言的传播。”[3]

需要指出的是，媒体的语言影响力是与媒体使用语言的状况有着密切关系的。广播电视传播的信息主要凭借有声语言才得以传递，有声语言运用的好坏、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广播电视传播的质量与威望。而广播电视传播的质量与威望，又关系到其语言的影响力。重视有声语言的运用，不仅是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且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因此，深化和加强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及其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发挥广播电视传播的功能，提高传播效率和增强传播的效果，对于完善、发展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理论和丰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其引导社会语言方面的无法比拟而又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标志作用。长期以来，老百姓一直把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作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和标志，特别是把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看作是标准语形式的代表。可以说，一个地区的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就是这一地区语言的标准；中央一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语言标准就是整个国家的语言的标杆——这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之音》曾分批把中文部的主持人派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短期培训学习。当时的中文部主任就曾说过，他认为，只有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语言才是最标准的普通话，所以，《美国之音》要派华语主持人到专门培养优秀播音人才的北京广播学院来学习。2001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组织教师到欧洲考察，在德国柏林《德国之声》电视台也了解到，他们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也必须说德国汉诺威标准德语，因为代表国家形象。
广播电视作为语言职业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社会语言标志的神圣使命，其从业人员，包括各级领导，栏目、节目的负责人和编导人员，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有义务为发挥这种语言的标志作用和维护这种语言的标志地位尽心竭力。同时，也有理由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一份神圣义务和使命而感到自豪，感到责任之重大。然而，在当前的广播电视传播中却有一种淡化、弱化语言标志地位和作用的倾向，其表现：一是所谓“时髦”的“港腔、港调”；二是所谓“另类”的“怪腔怪调”；三是造作的“嗲腔嗲调”；四是上述几种情况的混合。这些都与广播电视社会语言的标志作用和地位及其要求相去甚远。这些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港台和域外文化影响的大背景有关；一方面与主持人自身认识和主观追求有关，同时也与我们的一些领导、编导的模糊观念、片面认识有关。有的认为，“普通话标准不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个性”；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标准的普通话是与受众生动交流的障碍”；有的电台、电视台在招聘节目主持人时居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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