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
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毛泽东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
毛泽东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毛泽东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毛泽东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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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毛泽东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毛泽东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