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多人不再谈论工党。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语言，忽然开始谈论另一种语言：成本效益、货币价值、选择、自由，等等。你无法用一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来解释这种现象。……它所取得的显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深深地渗透到左派的社会基础之中，相当大一部分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工会组织成员、城市工人阶级、大部分失业者都放弃了对左派的忠诚。这样，撒切尔主义一方面自L而下地推行社会规训，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进行民粹主义动员，这两者的结合即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POPULISM）使它赢得被统治阶级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积极赞成。"/6/这就是说，撒切尔主义利用各种意识形态因素来建构新的社会共识，而这些因素并不是哪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所独有的；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就足以影响各个阶级的成员。论文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第2页)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在撒切尔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霍尔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某些私人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经济事物研究所从50年代就开始宣传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等新自由主义学说。它把许多撒切尔主义概念投人公共流通领域，而在那个时候它们还没有28直接依附于一个任何政党或党派。应当如何理解这些私人机构及其作用呢？在这个问题K，霍尔则倾向于采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因为阿尔都塞认为所有这些机构虽然是私人的，但就其功能而言却属于"国家机器"，即凡是通过意识形态维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都是属于国家的。"阿尔都塞的观点是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再生产已经存在的统治意识形态，我的观点是开辟空间以建立意识形态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使他对意识形态再生产提出一种过分笼统的解释，完全抹杀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仿佛它没有实际的效果。但是我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表明，我们不仅不能抹杀而且要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市民社会是生产社会共识的关键场所。在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建构的意识形态权威和领导权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深刻的权力，因为它不是凭借强制力量赢得人们的认同和追随的。与国家的直接介人不同，在市民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仿佛是人们对权力的积极赞成而自由和自发产生的。"/7/霍尔对阿尔都塞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属于误解。正确的部分是对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因为撒切尔主义完全是一个动态的领导权现象，即它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是其进人所谓的市民社会开拓和占领空间的能力，利用市民社会的空间的能力，利用市民社会的堑壕和堡垒在严格意义的国家之外掌握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威的能力，以及在正式进入国家权力之前（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权力集团内部进行斗争的能力。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显然不能很好地说明意识形态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斗争和冲突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国家机器有着严格的区别，当霍尔说"严格意义的国家"或"国家的直接介人"时，他显然是指强制性国家机器。如果说这里有什么混淆的话，那也是霍尔的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混淆。更重要的29是，在意大利以外阿尔都塞是最早注意到葛兰西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实际上是一次很自觉的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系统化，他在一个注释里说道："据我所知，我现在所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人走过。他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缩减为（强制性）国家机器。他提出国家还不可少一定数量的市民社会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葛兰西没能把这些机构系统化，有关文字仅是一些精辟却不完整的笔记。"/8/问题在于，阿尔都塞系统化的方向是国家理论，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具有不同功能和运作方式的国家机器，而在80年代人们普遍把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视为解放的希望之所在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努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霍尔在提到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时总要加上引号，说明他对此并不抱有空洞的幻想，但在当时特定的语境里他无疑是站在社会思潮的主流一边，强调应当严格地划分国家与市民社会。 《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