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对于从事或者仅仅是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英国学者莫莱（DavidMoney）和台湾学者陈光兴编辑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的批评对话》（以下简称《霍尔》）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恐怕也是珊珊来迟的文集①。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一般都要追溯到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和霍加特的著述和活动，但是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文化研究的成功主要是和霍尔长期不懈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霍尔本人在叙述文化研究的历史时总是要归功于这三位前辈，特别是威廉斯的影响。我们知道霍尔是英国新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是《新左派评论》最早的编辑，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然而我们似乎对他本人"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却了解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写过像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的代表性专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分散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和论文集里，而他本人似乎从来无意将自己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编辑成书。直到1988年霍尔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2/，这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的一部个人论文集，从书名可以推测其中所讨论的主要是23"政治"问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尔》一书的出版恰恰弥补了"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缺（当然这本书并不是霍尔的个人论文集，而是包含众多学者的批判性的对话）。文集的编辑方法颇有新意，读者一卷在手，既可了解霍尔的成就，也可以从活跃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得到相当的启发。但是这本文集完全排除了"政治"方面的论文，使人多少有点不安之感，因为文化研究是决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还能够保持其特性和生命力的。

从80年代末到叨年代初，文化研究在美国开始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霍尔一时之间似乎成为这门"显学"的鼻祖，不断有人要求他就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意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霍尔显然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多次表示他并没有处在一个"鼻祖"的地位上可以告诉人们文化研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果说他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个中人并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他就尤其需要克制以某种"本质"的名义就文化研究应当如何而说三道四的诱惑。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特别是在美国学院体制内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使他深感不安，锁闭在庞大的学院体制内的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把他们吸收的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形式主义化的倾向：先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然后是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现在又轮到文化研究了。英国文化研究有没有它的应当珍惜和继续保持的独特传统呢？如果有的话，霍尔认为，那就是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在接受陈光兴的采访时他特别指出："在伯明翰中心，即使是就某些特殊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我们的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不是某种特定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场，而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政治。简而言之，如果说可以从英国文化研究学习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联和组合的方式。"③从字面意义上看，霍尔所说的这个特点和美24国的文化研究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文化研究的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霍尔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像詹姆森那种善于博取百家之长以构筑一个严密体系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领导伯明翰中心完成了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范式转换，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和威廉斯的联系。在他的理论术语中，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也许还有市民社会，但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有出处的。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他先是利用阿尔都塞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又利用拉克劳的理论批判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他关于领导权和市民社会的思想来自葛兰西的著作，而这只能说是IWO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葛兰西主义的一部分。总之，如果把霍尔看作是开创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学派"领袖，我们恐怕很难指出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理论贡献究竟是什么。然而，霍尔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要想理解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失去的政治锋芒，我们不应当到（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或者是《编码与解码》这类好像是纯文化研究的文章里去寻找，而是应当探讨他介人现实政治斗争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和政治分析是如何在这种实践中融为一体的。在这方面，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让我们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弱点在哪里。我在本文里将对霍尔的文化政治以及他使用的上述概念作一扼要分析，侧重点是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理解霍尔的文化研究，而且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政治分析。在霍尔看来，撒切尔政府于1979年上台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政治现象，而且是一个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现象，它标志着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和"未成文25的社会契约"宣告瓦解，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即"撒切尔主义"开始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占据领导权地位。霍尔所采用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些概念的改造主要是为了分析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没有保障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篇文章里霍尔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即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是阶级利益和关系的扭曲的反映，是科学认识的对立面），并且以拉伦（JorgeLarrain）所谓的中立性概念取而代之。最大的变化是霍尔否定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我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由语言、概念、范畴、形象和表象体系构成的心理构架，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利用它们来理解、界定和改造社会。"④另外一个变化是，受拉克劳的影响，霍尔认为构成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语言、概念和表象等）也不存在固定的联系，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把它们组合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他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将个体询唤为主体，但是他反对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概念，即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再生产现存的统治意识形态，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抽象的层面，我们很难看出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相反要理解它们就必须进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分析。首先，和传统的保守党意识形态相比较，撒切尔主义似乎是一个大杂烩：既有传统的父权制的和有机保守主义的托利党意识形态，又有自由企业制度、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等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意识形态，它的能量似乎正是在于把一些以往是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因素融合为一体，从向构成一种充满矛盾但仍然保持着统一性的现代保守主义/5/.可以这么说，撒切尔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新的自由市场学说和传统的托利主义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其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最弱意义的国家"，而是政治理论家Andrew26Gamble所说的自由市场和强势国家。撒切尔主义话语同时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家庭、经济、民族认同、英国特性、道德、犯罪、法律。妇女、人性。这种话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各种意识形态因素混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话语的逻辑和统一性就必须发现其中隐含的各个不同的主体位置：自立和自利的纳税人--占有性个人，"有责任感的爱国者"，热情地维护个人自由并且反对国家侵犯自由的主体，可敬的家庭主妇，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等等。总之，在历史变革的关头，撒切尔主义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把已经长期习惯于某些位置的主体重新安置在新的话语所设定的位置上，这恰恰是阿尔都塞的拉康主义的反历史方法所不能解释的。

80年代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批判经济决定论的结果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霍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他毫不怀疑撒切尔主义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摧毁福利国家，解放资本和恢复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他也坚决反对在狭义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撒切尔主义，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种成功不仅表现为扭转了社会思想的方向，改变了政治思想的术语和论证方式，而且为现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新的社会基础。对此是无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说明的，或者说并不存在某种经济状况必然决定其领导权地位。霍尔是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使用领导权概念的（它和霸权不完全是一回事）。领导权概念要求我们放弃统治方式的静态的理解，而转向一个领导集团的权威的形成过程，因为这种权威是不可能利用强制的方式形成的，而只能通过利用不同的社会力量建立联盟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建立联盟的过程包含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被统治阶级中赢得人们对权威的积极赞成。领导权概念的优势在于人民的积极赞成至关重要。霍尔认为这个概念在解释撒切尔主义方面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说明撒切尔主义如何通过斗争赢得对于27整个社会的优势，它是如何同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展开斗争而赢得领导地位的。撒切尔主义者并不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天然的继承者，他们不得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与自己党内的反对派斗争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们必须消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共识，必须消解一系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和福利国家的承诺。通过意识形态斗争，他们改变了框架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基本的力量对比关系。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霍尔否认意识形态有固定的阶级属性的理由："有些人按照他们的阶级地位本来是不会赞成撒切尔主义的，当这样的人忽然开始发现撒切尔的语言比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语言更可信，更切合他们的经验，这就是领导权发生转移的转折点。这就是我为什么预言撒切尔将赢得1979年的大选。我发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