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问题的访谈

的表达有好些方式，投稿、来信、接受记者采访，广播电视还有热线电话……应该有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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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是不是说，需要一些关于做法的条文对公民的表达权利作出规定？
魏：是的。批评受到阻挠时有发生，有些新闻事实或者意见是否可以在媒介上公开表达，有时会以长官意志作决定，被地方利益所左右。有一些情况，从本地角度考虑，不利于本地形象的，过去是出口转内销，现在是本地转外地。譬如说，江苏的事上海捅出来，广东的事浙江捅出来，这种情况比较多。特别是在我们南方，开放一点的报纸，主要揭露外地的问题。这些地方保护主义对舆论监督造成了相当大的干扰。
郭：您是否觉得，新闻法应该对普通公民在新闻媒介上的表达权利作出规定呢？您认为是否应该对新闻媒介的监督权利作出规范呢？
魏：我们的《宪法》对公民的有关权利已经有明确规定，如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同时又在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原则已经有了，但是要进一步对权利作出具体界定就很难。
郭：主要因为什么问题呢？难在什么地方呢？
魏：有一些矛盾。
一是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新闻媒介承担着舆论导向的使命，而舆论导向可说是千变万化，同类的事情，在一定形势下需要这样报道，在另外的形势下必须那样报道甚至不准报道，这是难以用稳定化凝固化的法律来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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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民意功能的矛盾。世界上把表达自由作为大众传播法的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民意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表达要服从社会控制即宣传的需要，舆论导向的功能是新闻媒介最重要的功能，而舆论的表达与舆论的导向不是一回事。有时，表达与导向是一致的，那就最好，如《人民日报》登了一位母亲呼吁“扫黄”的来信，正好要抓这个。但有时，舆论反映的问题不是导向要解决的问题，但又确实是要普遍重视的问题，这在法律上就很难规定得那么具体周到。
三是权利的平等性和权力的等级性的矛盾，从法的角度说，新闻传播是一种权利，但是在我国的体制下又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权力化”，新闻媒介都隶属于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不同等级的新闻媒介及其记者的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能是不等同的，例如就有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而权利是普遍适用的，笼统规定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将很难操作。
四是法的普遍性和纪律的有限性的矛盾。党的纪律本来只管党内，现在新闻纪律不仅管党报，也管非党报，这在法律上怎么措词？
五是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文化领域必须区分姓社姓资，这是宪法规定了的，但是具体什么是社什么是资，又是很难划清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不能用法律来禁止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自由传播，在这个领域，难以实行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文化领域的法律至今只有两部：著作权法和文物保护法。
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矛盾，我是说法律定位的矛盾。在政治学上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以及愿望、意志等等，这无疑完全正确。但是在法律上“官”和“民”并不“一体”，而是两种主体，两者会有利益冲突，所以要有行政诉讼，那么我国新闻媒介的法律地位是置于“官”的一边还是“民”的一边？我在《被告席上的记者》中最后谈到对于“公众人物”起诉的新闻侵权采取特殊倾斜时，就碰到这个问题。
依法治国，新闻也要走向法治。但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法治还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需要研究探索。借口现在没有新闻法，阻碍新闻法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三、信息公开与新闻采访报道权
郭：我们刚才谈到法律的问题，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认为，涉及到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有哪些？或者说，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舆论监督可能产生哪些方面的法律问题？
魏：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公开。“监”字有个“眼”（繁体字“监”字左上角“臣”字就是侧面“目”的象形），“督”字也有个“眼”，这两个眼睛都是要看，要公开的。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公开法”，没有像美国《信息自由法》那样的法律。现在也有人提出我国也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恐怕难度较大。但怎么样把那些重要的政务信息公开，在法律上作为国家机关应该承担的义务规定下来，是有必要的。所谓“义务”，就是公民有权要求你公开，不公开你就要承担责任。这样公民的知情权才有保障。信息公开不实行制度化、法制化，舆论监督很难有大的进展。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些重要信息是否报道，往往取决于长官意志，就很容易把一些事情捂起来。应当说，现在我们现在信息公开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司法、行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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