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问题的访谈

　时间：1999年11月10日18 :00—18 :50
地点：北京广播学院专家楼
被访者：魏永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
采访者：郭镇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郭）
一、新闻媒介监督与舆论表达
郭：我们正在作一个关于“《焦点访谈》和舆论监督”方面的国家社会科学课题。您对新闻法制作了很多研究，今天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批评性报道，您是怎样看的呢？如果舆论监督与批评性报道不是一个概念，舆论监督不完全是批评性报道，那么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魏：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想，批评和建议都属于舆论监督的内容。公民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写成批评性报道，建议就不是。批评是负面的，建议是正面的。批评包括对决策和行为的批评，对行为的批评多一些。建议则往往是对决策的建议，并不一定是批评性的内容。
郭：但它可能涉及政策等比较宏观的问题，可能更重要一些？
魏：决策性的舆论监督也有很多。从早期来说，关于土地出租政策，学者的建议促成了宪法的修改。三峡工程，“上马”派和“下马”派都发表了意见，“下马”派提出的一些意见，如工程的副作用，文物啦，移民啦，应付战争的问题啦，在上马的过程中都尽量避免了。这些就是对决策的监督。

郭：除了在媒介上批评，舆论监督或舆论表达还有什么别的形式？
魏：那就多了。宪法这一条权利没有限定一定要在媒介上表达，开会发言、向有关部门写信、当面交谈等，都是表达手段。
郭：您能否举出几种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不同的其他监督方式？也就是非媒介的舆论表达方式？
魏：非大众传播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新闻单位的内参了。内参不是大众传播，而是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但内参的作用是很大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意见是通过内参反映上去的。这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很有特色的东西，它是依附于新闻媒介的，对于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公开的舆论监督要考虑舆论导向，保持一致啊，不能批评上级党委啊，（正面报道和批评的）比例啊，核实啊，等等；而内参相对来说限制较少，比如可以注明未经核实仅供参考，还受特许权保护，由于传播方式集中，一般都可以送到领导手中，新闻媒介上的内容领导官员不一定看，但对内参上的内容比较重视。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内参的作用很大，有很多例子可说。
郭：就是说，舆论监督不一定要通过媒介来公开表达，也就是说，舆论监督与新闻监督、媒介监督还是有区别的，对吗？您能否对这些概念作简明扼要的区分？
魏：按照党的文件和法律文件的用语，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是新闻媒介。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大众传播媒介要对危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价格法》规定，新闻媒介要对价格体系进行监督。所以舆论监督基本上被等同于新闻媒介的监督。
但从“舆论”的定义（“公众意见”）来说，反映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从“对权力发生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说，舆论监督不限于大众媒介。当然，新闻媒介包括内参可以把一部分公众意见反映上去，并形成舆论。但是，其他渠道也有很多，如群众来信啊，信访部门啊，此外，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人大啦，政协啦，以及专家学者发表各种意见，都是一定渠道的舆论表达，对于领导机关起到了监督作用。但是最大量的民意表达是在新闻媒介上。
二、舆论环境改善，立法障碍尚存
郭：应该说，近20年来，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舆论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渠道比较畅通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见得到了较多的表达。您认为，应该对现在的舆论环境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如果说进步了，它进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说还有一些不足的话，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或者还有改善余地的话，它又在哪里？
魏：总的来说，20年来是发展了，改善了。比如媒介数量大大增加，这就大大增加了公民表达的机会。整个法制走向健全，推动新闻媒介在许多方面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运作，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等等。
郭：相对于人民的要求，相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我们当前的舆论监督是滞后呢？或是相当呢？还是超前呢？不过，好像不大听人说，我们的舆论监督做法是超前的。
魏：这个问题没有想好。总的前提肯定下来，是改善了。在这样的前提下，谈一下不足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大的问题是，在民意的表达上怎样才能有一个规范化的合理的保障。
郭：您这儿的“保障”是什么意思呢？
魏：从根本上说，表达权包含了知情权，不知情无以表达。国际人权法公认表达自由包含了寻求、接受、传递信息的自由。知情和表达都要通过媒介，就要由媒介来决定登还是不登，发表还是不发表。通过新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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