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
引言
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集中在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学习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受到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教育，而且可以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道理。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理论财富。深入发掘这一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问题，因而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全部过程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影响较大的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提出和集中思考大体上有过五次：第一次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初步系统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说过的那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的发人深省的话， 其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总结同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教训的过程中；第三次发生在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第四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第五次即最近的一次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浪潮中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邓小平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过程或背景下进行的。
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问题的历史告诉我们，问题的每一次产生或提出都不是偶然的和抽象的，其性质也不是纯粹学理性的。它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既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实际状况相联系，更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相联系，并且总是针对着现实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定的倾向的。
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集中的系统的阐述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完成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全党政治上理论上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在政治上结束“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使各项工作迅速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其中在理论上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有关论述表现了他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之所以特别表现在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中，这要由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是就它的历史命运来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思想就遭到林彪一伙的破坏。林彪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他们还抓住毛泽东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片面的宣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更为严重的破坏。所以，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针对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的上述倾向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明确提出“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毛泽东思想的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并未很快得到纠正和克服，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还提出和坚持一种“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通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3]。 邓小平尤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争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 通过这场争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尽管如此，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思想上政治上还一时不能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其中，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 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时，又专门谈毛泽东思想。既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质，更谈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后来，即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多次谈话中，他又集中地系统地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指出：“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5] 他要求决议应该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6]。
总之，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在理论上彻底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方面存在的思想混乱，也从总体上使全党同志受到一次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教育。
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的方法、途径；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认识，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怎样回答。这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决定着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则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认识。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坚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服从于真理认识一般规律。
概括地说，邓小平是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关于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准确完整的整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发展中所遭到的经常被伪造、被割裂以及被以各形式庸俗化的命运，使它成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被反复强调的对象。
现实中有各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马克思主义“多元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形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多样性或多态性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创立、阐释和实行的主体的多样性，即所谓有多少位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阐释者和实行者，就有多少种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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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集中在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学习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受到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教育，而且可以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道理。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理论财富。深入发掘这一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问题，因而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全部过程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影响较大的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提出和集中思考大体上有过五次：第一次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初步系统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说过的那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的发人深省的话， 其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总结同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教训的过程中；第三次发生在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第四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第五次即最近的一次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浪潮中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邓小平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过程或背景下进行的。
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问题的历史告诉我们，问题的每一次产生或提出都不是偶然的和抽象的，其性质也不是纯粹学理性的。它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既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实际状况相联系，更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相联系，并且总是针对着现实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定的倾向的。
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集中的系统的阐述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完成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全党政治上理论上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在政治上结束“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使各项工作迅速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其中在理论上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有关论述表现了他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之所以特别表现在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中，这要由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是就它的历史命运来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思想就遭到林彪一伙的破坏。林彪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他们还抓住毛泽东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片面的宣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更为严重的破坏。所以，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针对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的上述倾向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明确提出“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毛泽东思想的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并未很快得到纠正和克服，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还提出和坚持一种“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通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3]。 邓小平尤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争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 通过这场争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尽管如此，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思想上政治上还一时不能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其中，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 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时，又专门谈毛泽东思想。既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质，更谈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后来，即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多次谈话中，他又集中地系统地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指出：“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5] 他要求决议应该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6]。
总之，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在理论上彻底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方面存在的思想混乱，也从总体上使全党同志受到一次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教育。
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的方法、途径；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认识，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怎样回答。这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决定着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则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认识。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坚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服从于真理认识一般规律。
概括地说，邓小平是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关于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准确完整的整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发展中所遭到的经常被伪造、被割裂以及被以各形式庸俗化的命运，使它成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被反复强调的对象。
现实中有各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马克思主义“多元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形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多样性或多态性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创立、阐释和实行的主体的多样性，即所谓有多少位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阐释者和实行者，就有多少种马克
思主义，并且认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同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就是夸大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某一组成部分的意义。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失败，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失效了”。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哲学，而哲学也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只是所谓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作为统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据持这种观点的人讲，对马克 《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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