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
基础之上所做出的新贡献,或者社会与历史有了阶段性的发展和推进。那么,20世纪人们对进步的概念开始普遍地产生怀疑与困惑,弗莱的思想便体现了对进步的质疑。针对20世纪的现状,他指出,所谓进步就一定会奔向更加美好的前景的想法,已越来越让人看出是根本站不住的。之所以进步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是有马尔萨斯时期就有进步是邪恶的看法,至少进步带来越来多的资源耗费;其二是在当今进步愈来愈成为了异化的一种象征。因为随着科学对自然的看法逐渐摆脱想象与情感成分,自然或人类环境被看成荒诞与无意义。荒诞与异化,从过去指人对自然的感觉,发展到现在指人对于社会的感觉。异化几乎成了一种心理概念,这也是伴随所谓进步而产生出来的结果。这种结果,使异化成为现代西方文学集中表现的一大主题,从荒诞派到表现主义文学都突出表现现代社会异化的顽症。因而其三, 弗莱指出:对大多数有思想的人来说,进步已经失去了它原? 蹩隙ㄐ缘募壑蹬卸弦庖澹?皇O铝送?靶薪?囊馑迹??叶喟胧窍蜃旁帜讯?皇歉慕?哪勘昵敖?S绕涠杂诟鋈硕?裕?ダ橙衔??quot;所谓的进步,仅是个人对过去时间的感觉向社会层面的投射。可是,作为个人,除了向他的死亡迈进以外,绝无进步可言。"[11]现代社会的节奏加快,人对死亡的忧虑感增强,现代社会中,个人忧虑与异化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恐惧,对未来产生一种畏惧与没有把握的情绪。可见,现代的进步观念已经与传统的进步观念内涵有了很大的不同,价值观也有了很大的区别。新的价值观是"活跃比静止好,过程比结果好,有机的、充满活力的比机械的、固定的好等等。"[12]因而,进步实际上就只剩下向前走,不停止的意思。而且,所谓"进步",一方面认为充满活力比稳定不变好,而另一方面,"进步"的目的与进程又在朝向进一步的稳定、更高一级的稳定。这本身就成了一个悖论,这是从朝向未来的向度上看。如果从指向过去的向度上看,那么宏观地去看待历史上的所谓进步,在今天的视野里,过去的进步"就好像是在朝着一个已经停止发展的牢笼奔去,如同那昆虫社会一样。"[13]也就是说,从当今的眼光去看待过往的历史阶段上的点滴进步,对当今的人而言,显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前面的所有的历史阶段,早一点也罢,晚一点也罢,在今天的人看来,都同样是凝固与停滞的,或者说是死亡的,因而弗莱才会说,"朝着一个已经停止发展的牢笼奔去。"
斯宾格勒甚至认为技术虽然很容易地被看作是一种进步,但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衰落,弗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承认技术的进步。原因在于他认为:"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人的自由度,因为技术的发展要对社会结构产生威胁,社会必须对它们制定相应的限制措施。"[14]比如汽车提高了速度,但警察监管与处罚的机制因此也变得更加复杂等。弗莱还认为,"所谓进步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人在进步,而是人把那些自己会进步的力量释放出来。其中根本的一点是科学不断地把它关于世界的构想向前推进。"[15]也就是说,科学解放与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技术,加快了各种机械的速度。因而实际上,在急速运动的状况下,我们所依靠的是运载工具而不是我们自己。尤其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过程都在加速运转,这个时代几年内经历的变化,过去则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弗莱视当今的飞速运转中的所有事件的进程都为平面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新的组合罢了。任何想从过眼烟云似的景观中辨认什么的努力,本身就有一种使它过时的效应,因为你一旦能够确认这是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就已经隐入过去了。社会上的变化,不过是一些花样翻新而已,并非真正的进步。实际上,弗莱想要表达的是,此中缺乏人自身的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发明,无疑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计算机的运用,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它并没有提高人自身的能力,因为对这种工具的依赖,甚至使人的书写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等有所衰退。因而,技术进步的同时,又是一种人的衰落,即使说技术是进步,也是极有限的,有时是有负面性的。
这就是弗莱进一步提出的当今技术所带来的所谓进步的弊端,即进步会通向整齐划一与单调。技术导致了整齐划一性,批量生产、规模运行、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全世界成了一副同样的面孔。这种外在的进步,在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的生活失去了多样性与丰富性;人的生动的生活本质的东西受到了损害。
最后弗莱深刻地指出:"进步理论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眼前的手段必须为将来的目标做出牺牲。尤其是我们对未来并不了解,也无法把握,不知道那些目标是否能实现。但是我们都在为着一种进步的理想,有时甚至是一种进步的理念,而付出现实的代价。我们所实实在在知道的是我们把现在给破坏了。"[16]也就是说,进步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知领域,我们付出的是现在的代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对弗莱的影响,还表现在,弗莱依据斯宾格勒的循环理论与文化"模式"理论,建构出他的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模式学说,他在《批评的剖析》的第一编列举了文学的五种模式:如果性质上比其他人和环境优越,主人公是神,关于他的故事是神话。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周围环境优越,则属于第二种模式--传奇。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优越,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环境,则属于"高模仿"。如果既不比其他人,也不比环境优越,则属于"低模仿"。如果主人公比我们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处于荒唐可笑的境地,则属于"反讽"模式。
关于弗莱提出的文学模式,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说。"托多洛夫认为弗莱的模式是理论的,而非历史的,而弗莱彻(Fletcher)认为赞同弗莱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种历史的纯属天真。海登·怀特则认为弗莱的模式理论分析不是处理文学史,而是作一般的历史阐释。弗莱对历史的观点,是他的文化持续性与整体性图式的一个内在部分,弗莱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一个有机体与文化年轮的节奏隐喻上,它的哲学基础是浪漫主义,它意味着时间、人生与历时的现实,’将通过感情、直觉、想像视野被发现,总之,通过象征’[17]。"[18] 弗莱对文学艺术中的创造力与想像力的特别推崇与强调,使他立足于浪漫主义的立场。因而它对文化的考察,多从感情、直觉、想像等视角出发。在《认同的寓言》一书中,他写道:"想像力和创造力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化和文明的种种现象。这两种力量将非人的物质世界转变为带
最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供了一个将许多看似相距遥远,没有联系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宏观考察的"宏大叙述"。这种"宏大叙述"的视野,也影响了弗莱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弗莱对西方文学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从史前祭祀神话直到当代讽刺文学──作了一种文化结构主义的解读,以神话原型结构将整个文学现象串联起来。这种神话原型的"宏大叙述"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弗莱本人认为这些神话已"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之中",[20]而且他还说:"我想要的批评之路是这样一种批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某种看法。"[21]罗伯特·康·戴维斯也指出:"他的方法是把整个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结构整体,包括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22]
3弗莱将整个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链接,或者说一种结构,就是他的神话原型。而弗莱的神话原型的整体结构,又接受了另一位人物的影响而形成,他就是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 G. Frazer,1854-1941)。
弗雷泽是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位杰出的古典文化学者,人类学的新视域,带给了他的古典研究一个新领地,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教授。首先是出版于1890年的《金枝》,到1900年扩展为三卷本,到1915年则扩充成了4000页的十二卷本著作。最后《金枝》的副标题改定为"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体现出该书侧重古代习俗研究。弗雷泽非常重视原始文化,有评论说:"弗雷泽自己声称,我们永远也不能彻底从原始人的角度出发,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事物。我们关于原始人、野蛮人的世界观的种种理论,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在 《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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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甚至认为技术虽然很容易地被看作是一种进步,但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衰落,弗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承认技术的进步。原因在于他认为:"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人的自由度,因为技术的发展要对社会结构产生威胁,社会必须对它们制定相应的限制措施。"[14]比如汽车提高了速度,但警察监管与处罚的机制因此也变得更加复杂等。弗莱还认为,"所谓进步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人在进步,而是人把那些自己会进步的力量释放出来。其中根本的一点是科学不断地把它关于世界的构想向前推进。"[15]也就是说,科学解放与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技术,加快了各种机械的速度。因而实际上,在急速运动的状况下,我们所依靠的是运载工具而不是我们自己。尤其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过程都在加速运转,这个时代几年内经历的变化,过去则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弗莱视当今的飞速运转中的所有事件的进程都为平面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新的组合罢了。任何想从过眼烟云似的景观中辨认什么的努力,本身就有一种使它过时的效应,因为你一旦能够确认这是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就已经隐入过去了。社会上的变化,不过是一些花样翻新而已,并非真正的进步。实际上,弗莱想要表达的是,此中缺乏人自身的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发明,无疑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计算机的运用,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它并没有提高人自身的能力,因为对这种工具的依赖,甚至使人的书写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等有所衰退。因而,技术进步的同时,又是一种人的衰落,即使说技术是进步,也是极有限的,有时是有负面性的。
这就是弗莱进一步提出的当今技术所带来的所谓进步的弊端,即进步会通向整齐划一与单调。技术导致了整齐划一性,批量生产、规模运行、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全世界成了一副同样的面孔。这种外在的进步,在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的生活失去了多样性与丰富性;人的生动的生活本质的东西受到了损害。
最后弗莱深刻地指出:"进步理论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眼前的手段必须为将来的目标做出牺牲。尤其是我们对未来并不了解,也无法把握,不知道那些目标是否能实现。但是我们都在为着一种进步的理想,有时甚至是一种进步的理念,而付出现实的代价。我们所实实在在知道的是我们把现在给破坏了。"[16]也就是说,进步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知领域,我们付出的是现在的代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对弗莱的影响,还表现在,弗莱依据斯宾格勒的循环理论与文化"模式"理论,建构出他的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模式学说,他在《批评的剖析》的第一编列举了文学的五种模式:如果性质上比其他人和环境优越,主人公是神,关于他的故事是神话。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周围环境优越,则属于第二种模式--传奇。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优越,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环境,则属于"高模仿"。如果既不比其他人,也不比环境优越,则属于"低模仿"。如果主人公比我们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处于荒唐可笑的境地,则属于"反讽"模式。
关于弗莱提出的文学模式,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说。"托多洛夫认为弗莱的模式是理论的,而非历史的,而弗莱彻(Fletcher)认为赞同弗莱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种历史的纯属天真。海登·怀特则认为弗莱的模式理论分析不是处理文学史,而是作一般的历史阐释。弗莱对历史的观点,是他的文化持续性与整体性图式的一个内在部分,弗莱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一个有机体与文化年轮的节奏隐喻上,它的哲学基础是浪漫主义,它意味着时间、人生与历时的现实,’将通过感情、直觉、想像视野被发现,总之,通过象征’[17]。"[18] 弗莱对文学艺术中的创造力与想像力的特别推崇与强调,使他立足于浪漫主义的立场。因而它对文化的考察,多从感情、直觉、想像等视角出发。在《认同的寓言》一书中,他写道:"想像力和创造力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化和文明的种种现象。这两种力量将非人的物质世界转变为带
有人的形象和意义的新世界,把岩石和树转变为城市和花,把自然环境变为人类居住的家园。"[19]正因为弗莱的浪漫主义视角,历史在他这里总是被虚化的,被大文化淹没了。
最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供了一个将许多看似相距遥远,没有联系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宏观考察的"宏大叙述"。这种"宏大叙述"的视野,也影响了弗莱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弗莱对西方文学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从史前祭祀神话直到当代讽刺文学──作了一种文化结构主义的解读,以神话原型结构将整个文学现象串联起来。这种神话原型的"宏大叙述"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弗莱本人认为这些神话已"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之中",[20]而且他还说:"我想要的批评之路是这样一种批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某种看法。"[21]罗伯特·康·戴维斯也指出:"他的方法是把整个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结构整体,包括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22]
3弗莱将整个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链接,或者说一种结构,就是他的神话原型。而弗莱的神话原型的整体结构,又接受了另一位人物的影响而形成,他就是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 G. Frazer,1854-1941)。
弗雷泽是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位杰出的古典文化学者,人类学的新视域,带给了他的古典研究一个新领地,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教授。首先是出版于1890年的《金枝》,到1900年扩展为三卷本,到1915年则扩充成了4000页的十二卷本著作。最后《金枝》的副标题改定为"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体现出该书侧重古代习俗研究。弗雷泽非常重视原始文化,有评论说:"弗雷泽自己声称,我们永远也不能彻底从原始人的角度出发,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事物。我们关于原始人、野蛮人的世界观的种种理论,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在 《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