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
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
发布时间： 2003-12-5 作者：易晓明
内容提要：本文依次梳理了诺·弗莱大文化观的四个来源：斯宾格勒、弗雷泽、卡西尔、荣格。这种渊源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传统的伟大，也不是为了显扬弗莱的独创性，而是为了突出弗莱文化理论的主要话题及其表征，以及他对这些话题构件的辩证整合能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话题有进步、仪式、原型、无意识、符号等，--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了，值得我们做一些历史性的探索。
关键词：弗莱 斯宾格勒 弗雷泽 卡西尔 荣格 文化理论
文化在诺·弗莱的学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弗莱的论述中，文化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参照与关涉性的，有时是直接陈述的，但无论如何，弗莱的文化观是多层面的。首先，弗莱视文化的疆域超过政治与经济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将经济与政治涵盖于其内的大文化观。裘·阿丹姆森说："与目前研究文化的方式不同，弗莱的框架预设文化比社会和政治的战场更为复杂。"[1]同时，弗莱对文化是什么，对现代的文化潮流--大众文化，对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弗莱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与文化批评家弗莱不属于任何特别的学派，但弗莱对所有的批评流派都取开放与对话的态度；他没有扯出文化研究的旗帜，却默默地对文化理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一书的作者谢少波认为，弗莱的"文化无意识"影响-产生了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在当前的文化研究热潮中，他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与留意的对象。加拿大的弗莱研究专家汉密尔顿说："谈及历史上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有三位理论家不能不被提及：马修·阿诺德、F. R. 利维斯、雷蒙德·威廉斯，我还想在这个名单中加上弗莱，他们都曾深入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弗莱的文化理论既与其他人的文化学说有着种种联系，因为毕竟它自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有独到的创获。本文主要探讨弗莱的文化理论的一个层面，即弗莱的大文化观的四种渊源及表征。
1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对文化做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他说："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建构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3]弗莱此处所说的文化，显然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指自然之外人类所建构的一切生活，并且这种文化的建构完全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并以自我为目的的。
弗莱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如我所称谓的，我们的封套--文化的隔离，将我们与自然分开，它很像（使用童年时期起萦绕我的一个形象）在夜晚一个亮着灯的列车车窗，多数时间它是我们自己对外关心的一面镜子，包括我们对自然的关心。作为一面镜子，它使我们充满这种感觉：世界主要是某种与我们相关的存在物--它为我们而造，我们是它的中心，我们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这面镜子偶然也会转向一个真正的窗口，通过它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漠然的自然的景象，它没有我们而独自存在了无以告知的年轮，它似乎只是偶然生产了我们，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可能只会后悔生产了我们。这一景象驱使我们进入我们偏执于自己的相反的一极，在那里，我们似乎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牺牲品，发现我们不经我们自己的意志，随意地被派定了我们无迹可循的戏剧角色，这种状态是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状态’。"[4]弗莱用这个譬喻，不仅将文化与自然分离开来，而且虚拟各自的立场来审视对方，最终还是为了审视人类自身的存在，从而确定文化的范围。
在与自然的对应中，弗莱勾画出文化的疆界，他的勾画，是在与自然对立的意义上说的，即文化就是自然之外的关涉人的活动的一切存在，包括语言。弗莱说："文化氛围，或叫它别的什么，将我们隔离于自然。它由种种要素构成，其中以语词为主。这语词的部分我称之为神话谱系，或由语词所传达的人类创造的整体结构，文学居其中心。这个神话谱系属于镜子，而不属于窗户。神话被创设出来，不是为了直接地向外观看自然，而是为了标定人类社会的边界，为了反映它的关心。"[5] 文化是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整体建构，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话，就是语言；是语言沟通了文化与神话，文化因而包括了神话，神话因而成为文化。
弗莱关于文化的这些陈述，表明他将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创造都视为文化，因而文化在他就是一个整体。弗莱的文化叙事是一种与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相连的宏观叙事，因此他的文化观也就注定是涵盖上述各种学科的大文化观。
采取这一对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作整体的跨学科审视的大文化观，使弗莱获得了在人类的历史和现在，其心理生活和物质实践等领域纵横驰骋的理论能力，使他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汲取他人的思想精华，并从而构筑自己的文化批评体系。换言之，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观上，他与斯宾格勒、弗雷泽、卡西尔、荣格等理论家相连接，并正是由于这一大文化观，他才能在一个更阔大的学术视野中展开与其他理论家的对话。
2首先，弗莱的文化观深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弗莱说，这本书使他感到"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在眼前"，[6]并给了他"整体性的视角"。[7]弗莱是在上大学期间接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西方的没落》出现于1920年，该书的英译本面世于1926与1928年，由查理斯·弗朗西斯·阿特克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译出，弗莱在大学一、二年级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读到，他非常热衷于斯宾格勒的学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现代思想的综合是我们时代哲学的界碑，任何综合将必须包括，如果不是实际组成的话--历史的哲学。在这个领域两个最伟大的现代成就，一个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8]应该说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历史观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的学说认定的是一种历史向前发展的线性历史观。而斯宾格勒恰恰看到西方社会有机文化传统的危险的断裂，他说："欧洲不是一个无限的’向上与向前’的行进轨道"。[9]因为文化并不真正从它的前任者那里学习，因而就不存在它的进程，因而斯宾格勒提出了与马克思相对的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
《西方的没落》没有记录西方某一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事件，更非编年史，而是比较了几种形态的文化，斯宾格勒从中得出他对历史的结论：认为历史的本质形态既非偶然事件的堆积，也非线性的持续前进，而是一系列他称为"文化的社会发展"。而这些文化形态类似于"有机体"，它们产生、生长、发展、衰落与灭亡，文化有机体经历有机循环。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观，对弗莱有很大的启示，他首次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接触到了对"文化"一词的特别使用："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我看
弗莱接受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的历史循环观，因而，弗莱不大相信社会进步。弗莱认为进步的概念是从18世纪关于自然社会的讨论中提出的，19世纪围绕着它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进步的概念被推崇并被广泛运用，它指的是各个领域中，新的一代人在前辈的事业 《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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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3-12-5 作者：易晓明
内容提要：本文依次梳理了诺·弗莱大文化观的四个来源：斯宾格勒、弗雷泽、卡西尔、荣格。这种渊源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传统的伟大，也不是为了显扬弗莱的独创性，而是为了突出弗莱文化理论的主要话题及其表征，以及他对这些话题构件的辩证整合能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话题有进步、仪式、原型、无意识、符号等，--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了，值得我们做一些历史性的探索。
关键词：弗莱 斯宾格勒 弗雷泽 卡西尔 荣格 文化理论
文化在诺·弗莱的学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弗莱的论述中，文化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参照与关涉性的，有时是直接陈述的，但无论如何，弗莱的文化观是多层面的。首先，弗莱视文化的疆域超过政治与经济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将经济与政治涵盖于其内的大文化观。裘·阿丹姆森说："与目前研究文化的方式不同，弗莱的框架预设文化比社会和政治的战场更为复杂。"[1]同时，弗莱对文化是什么，对现代的文化潮流--大众文化，对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弗莱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与文化批评家弗莱不属于任何特别的学派，但弗莱对所有的批评流派都取开放与对话的态度；他没有扯出文化研究的旗帜，却默默地对文化理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一书的作者谢少波认为，弗莱的"文化无意识"影响-产生了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在当前的文化研究热潮中，他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与留意的对象。加拿大的弗莱研究专家汉密尔顿说："谈及历史上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有三位理论家不能不被提及：马修·阿诺德、F. R. 利维斯、雷蒙德·威廉斯，我还想在这个名单中加上弗莱，他们都曾深入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弗莱的文化理论既与其他人的文化学说有着种种联系，因为毕竟它自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有独到的创获。本文主要探讨弗莱的文化理论的一个层面，即弗莱的大文化观的四种渊源及表征。
1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对文化做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他说："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建构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3]弗莱此处所说的文化，显然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指自然之外人类所建构的一切生活，并且这种文化的建构完全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并以自我为目的的。
弗莱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如我所称谓的，我们的封套--文化的隔离，将我们与自然分开，它很像（使用童年时期起萦绕我的一个形象）在夜晚一个亮着灯的列车车窗，多数时间它是我们自己对外关心的一面镜子，包括我们对自然的关心。作为一面镜子，它使我们充满这种感觉：世界主要是某种与我们相关的存在物--它为我们而造，我们是它的中心，我们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这面镜子偶然也会转向一个真正的窗口，通过它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漠然的自然的景象，它没有我们而独自存在了无以告知的年轮，它似乎只是偶然生产了我们，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可能只会后悔生产了我们。这一景象驱使我们进入我们偏执于自己的相反的一极，在那里，我们似乎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牺牲品，发现我们不经我们自己的意志，随意地被派定了我们无迹可循的戏剧角色，这种状态是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状态’。"[4]弗莱用这个譬喻，不仅将文化与自然分离开来，而且虚拟各自的立场来审视对方，最终还是为了审视人类自身的存在，从而确定文化的范围。
在与自然的对应中，弗莱勾画出文化的疆界，他的勾画，是在与自然对立的意义上说的，即文化就是自然之外的关涉人的活动的一切存在，包括语言。弗莱说："文化氛围，或叫它别的什么，将我们隔离于自然。它由种种要素构成，其中以语词为主。这语词的部分我称之为神话谱系，或由语词所传达的人类创造的整体结构，文学居其中心。这个神话谱系属于镜子，而不属于窗户。神话被创设出来，不是为了直接地向外观看自然，而是为了标定人类社会的边界，为了反映它的关心。"[5] 文化是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整体建构，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话，就是语言；是语言沟通了文化与神话，文化因而包括了神话，神话因而成为文化。
弗莱关于文化的这些陈述，表明他将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创造都视为文化，因而文化在他就是一个整体。弗莱的文化叙事是一种与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相连的宏观叙事，因此他的文化观也就注定是涵盖上述各种学科的大文化观。
采取这一对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作整体的跨学科审视的大文化观，使弗莱获得了在人类的历史和现在，其心理生活和物质实践等领域纵横驰骋的理论能力，使他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汲取他人的思想精华，并从而构筑自己的文化批评体系。换言之，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观上，他与斯宾格勒、弗雷泽、卡西尔、荣格等理论家相连接，并正是由于这一大文化观，他才能在一个更阔大的学术视野中展开与其他理论家的对话。
2首先，弗莱的文化观深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弗莱说，这本书使他感到"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在眼前"，[6]并给了他"整体性的视角"。[7]弗莱是在上大学期间接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西方的没落》出现于1920年，该书的英译本面世于1926与1928年，由查理斯·弗朗西斯·阿特克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译出，弗莱在大学一、二年级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读到，他非常热衷于斯宾格勒的学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现代思想的综合是我们时代哲学的界碑，任何综合将必须包括，如果不是实际组成的话--历史的哲学。在这个领域两个最伟大的现代成就，一个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8]应该说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历史观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的学说认定的是一种历史向前发展的线性历史观。而斯宾格勒恰恰看到西方社会有机文化传统的危险的断裂，他说："欧洲不是一个无限的’向上与向前’的行进轨道"。[9]因为文化并不真正从它的前任者那里学习，因而就不存在它的进程，因而斯宾格勒提出了与马克思相对的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
《西方的没落》没有记录西方某一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事件，更非编年史，而是比较了几种形态的文化，斯宾格勒从中得出他对历史的结论：认为历史的本质形态既非偶然事件的堆积，也非线性的持续前进，而是一系列他称为"文化的社会发展"。而这些文化形态类似于"有机体"，它们产生、生长、发展、衰落与灭亡，文化有机体经历有机循环。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观，对弗莱有很大的启示，他首次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接触到了对"文化"一词的特别使用："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我看
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出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我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10]
弗莱接受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的历史循环观，因而，弗莱不大相信社会进步。弗莱认为进步的概念是从18世纪关于自然社会的讨论中提出的，19世纪围绕着它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进步的概念被推崇并被广泛运用，它指的是各个领域中，新的一代人在前辈的事业 《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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