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探析

革直接动力观，其实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内驱作用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在回答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时，还创造性地多次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样，从根本动力，内在动力，直接动力到第一动力，邓小平系统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要素问题。特别是当他在回答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其他论述中，又明确地清除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错误认识，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科学性[2]。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上述主要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功能协调的关系。其中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最根本的，是整个动力系统运行最基本的目标定位，但是其他各动力要素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十分严密的耦合性关系。比如改革因素，邓小平认为，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它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程度的变革，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对待改革等问题，必须具备战略眼光，必须注意各因素之间的整体配套和系统协调。  
（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价值取向理论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对船坚炮利式近代化之梦的向往到注重实业、注重民生的民初现代化试步，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困苦奋斗，但因缺少一场触及封建制度内核的社会变革，始终只能徘徊在世界现代化大门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及时地引导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农业、现代交通运输和现代国防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此后，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现代化价值取向。这就是：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现代化为目标，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以现代化价值取向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却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它也是我党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指导思想。2.合理借鉴和运用世界现代化成功经验、基本规律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邓小平认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利用外资，利用外国智力，不仅是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周边国家发展成功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甚至包括那些与现代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管理制度等。  
另一方面，从现代化的基本类型看，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其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先后提出了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体——用”结合模式和遏制私人垄断的西方现代化修正模式。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设想无法、也不可能在中国付诸实践。建国以后，我们党坚定地选择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存在着许多片面的理解，因而又导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和偏差。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来自“左”和右两方面对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和抵毁，反复地论证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问题。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立场[3]。1985年6月，他在会见“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成员时曾坚定地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两个：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就是共同富裕。为了培养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坚定信念，邓小平又提出了完整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第一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平均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等等。这些论述，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非科学认识，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选择机制  
关于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指导思想统帅着发展战略选择的全局，它是战略选择体系的灵魂。邓小平早在1975年夏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充分地动用了当时政治氛围下所能容许的一切手段，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其实质就是一次改革的预演，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最早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铺开和不断深入的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改革的领域从经济体制深入到政治体制，开放也从经济特区扩及沿海、沿边开放城市，最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从特区到沿海、内陆城市的全方位的立体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的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论证、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的主题日益突出。特别是经过东欧剧变和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验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开放战略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战略选择。  
关于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是正确实施战略选择的基本前提。我党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内的时间里，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4]。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展速度过快、改造提前完成，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亦被打乱。“文革”的冲击，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发展战略的追求根本无法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慎重考虑和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分析，进一步概括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这一战略目标和步骤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以及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社会发展指标，从而使这一目标更为明确，步骤更为具体、科学，高度地体现了量和质的统一。  

>关于体制选择。体制选择是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深入贯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改革开放的发展，要求对原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当时在全党和理论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在1979年3月的《光明日报》上曾发生了一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的大讨论[5]。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对此，邓小平曾作过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进程，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的正确论断，并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为主，现在再也不要讲了。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打破了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疑虑，党的十四大终于完成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体制战略选择。  
关于战略布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首创。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出访了东南亚三国时，对新加坡的特区经济和外向型企业深有感触。次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广东开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此后，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特区模式、沿海发展战略已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一个十分耀眼的地位，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的学术潮流。他们系统地论述沿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选择和外向型沿海工业基地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意义，完整地提出了以沿海、沿江全方位开放战略布局为重点，以沿海带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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