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探析

陆，激发整个国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战略布局。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深层次地触动了我国生产力结构、布局。广东、江苏部分地区小康生活水平的提前进入，更是充分地证明和论证了邓小平沿海发展战略的正确性。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历来是国民经济发展道路中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增长方式战略选择的失误，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发展中，逐渐摸索出一条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一般规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把它概括为“台阶式”发展的增长方式，并强调：台阶式增长是以国民财富的巨额增加为前提的，它与“大跃进”根本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台阶式增长方式战略选择的提出，从根本上摆脱了我们长期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的困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沿着快速健康轨道前进，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机制  
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追求的必然是一种多重目标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进步。邓小平针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腐败相并存的现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保障理论，创立了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地位、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党风社会风气好转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理论体系。  
政治保障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理论的核心内容。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针对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采取否定一切的错误倾向，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完整、科学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深刻地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治国之本，它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环境。“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还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不行”[6]，邓小平的这一论述，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政治保障的重要手段：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邓小平在我党工作重点转移后，针对一些领导、一些地区和部门轻视精神文明、放松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及时地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急需人才，邓小平又从育人标准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树立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情操，塑造他们完美健全的现代化人格。  
政治保障的重要目标：维护社会稳定，争取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邓小平认为，一心一意搞现代化，一心一意地维护稳定，形成一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他强调，稳定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稳定也是改革开放的关键。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否则，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为了实现政局和政策的稳定，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如果忽视了党风、社会风气的建设，忽视了法制建设和反对腐败、打击犯罪，改革开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如果一手硬，一手软，其结果就必然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腐败滋生，各种犯罪猖獗。因此，只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　理念的特点和意义：科学、创新和不断发展的理论旗帜  
“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不仅精辟地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特点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我们正确认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特点和作用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  
（一）理论内容的科学性和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发展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问题提出过许多真理性论述，本文已在“理论的渊源”中作过一定的分析。但是，勿庸置疑，由于受特定历史、时代条件的制约，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如果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过多的苛求，显然是不应当的，但是了解和认识它的这种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把握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却显得十分必要。  
诞生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不仅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丰硕的科

学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创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建构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十分突出地论述了改革和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成功地实现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从阶级斗争视角转向经济发展的视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重大创新。第二，创造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科学地建构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选择理论体系。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理论，起到了填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关于体制选择问题的理论空白；其反映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选择的战略布局、战略重点、非均衡增长等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宝库。第三，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还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政治保障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概念或范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由于受其阶级倾向和世界观问题本身的制约，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有相当明显的体现：首先，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的认识上看，无论是哪一种发展理论都拘泥于“先发”“后发”、“内源”“外生”、“中心”“边陲”的偏见，总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范式，宣扬西方“中心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多种模式和民族特色，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采取敌视的态度，破坏、毒化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暴露出了某些西方发展理论的反动性。其次，从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上看，许多西方发展理论在战略选择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比如单纯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大推进战略”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综合考察，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的历史性因素分析。它们在这些国家中施行，常常使这些国家面临着正负效益同时并存、社会矛盾迭出的两难尴尬，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多重运行机制和双重价值取向理论的提出，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所阐述的现代化发展单一范式的片面性选择局限。80年代末期的严重国际政治危机和90年代末的严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考验再一次证明：邓小平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相比，有着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探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