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坚持理论创新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毛泽东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毛泽东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亡党亡国；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

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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