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

彻底转化为其对立面，那么，一方面，现有的司法
规范在内容上就必须很明确；另一方面，必须引入社会基本权利，以
确保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有效地防范社会危机。

　　当然，法律的这种具体化（Materialisierung），同时又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社会福利国家温情主义（sozialstaatlicher
Paternalismus）的副作用。很明显，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利地位
差别的努力，不应该导致这样的“标准化”干预，即假定的受益者在
他的自主生活空间里反过来又受到了限制。法律自由和事实自由之间
的辨证关系不断发展，这就说明，这两种法律范式同等地诉诸于工业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生产主义（Produktivismus）世界观。资本主义
经济社会必须这样来运作，即社会公正的期望能够通过保证每个人自
主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而获得满足。两种法律范式之间的唯一冲突
在于：私人自主能否直接由自由权利来加以保障；或相反，私人自主
的形成是否必须通过提供劳动来加以保障。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
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内在联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　实例：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

　　在结语部分，我想以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来说明：只要我们
的目光还仅仅局限于维护私人自主，并漠视私人的主体权利与参与立
法的公民的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法律政策就会在贯常的
范式之间无望地摇摆。因为，归根到底，假如私人法律主体不共同运
用其公民的自主性，来搞清楚正当的利益和标准，并且在关键问题上
达成一致，那么，他们根本就无法享有平等的主体自由。只有在关键
问题上取得一致，才能分清楚平等与不平等。

　　自由主义政治的目的原本在于破除根据性别认同而获得的身份，
确保妇女在求职，社会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竞争中享受到
平等的机会，至于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但是，只是部分获得成功
的形式平等使得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这一事实更为显著。社
会福利政策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主要是用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以及婚
姻法等，来解决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对怀孕妇女和母亲以及
离婚妇女加以保护，减轻她们的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
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
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
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以及妇
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由于反
思而导致的歧视，原因之一在于判定何人处于困境以及划分贫困人群
时所使用的标准过于粗梗。因为，这些“错误”的分类导致了对生活
方式的“标准化”干预；这些干预把旨在补偿损失的措施变成了新的
歧视，把保障自由变成了剥夺自由。在涉及到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
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
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
规。

　　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划分，触及到一个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的
基本层面。只是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才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自我理解
是会出错的，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值得质疑。女权主义坚持认为（她
们这样认为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一定集团的）妇女和男人之
间在经验和生活处境上的差异，对于均等使用主体行为自由是十分重
要的，这些方面的差异在政治公共领域（politische？
ffentlichkeit），特别是在围绕着需求和标准的解释而进行的公共
讨论中必须得到澄清。因此，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是一个极好的
例子，它充分说明法律理解的范式必须改变。

　　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法人的自主是通过私人竞争的主体自由来加
以保护，还是换一种方式更好一些，即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官僚制度当
事人的客观劳动要求。经过争论，最终形成了一种程序主义
（prozeduralistisch）的法律观念，认为民主过程必须同时确保私
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主体权利应当确保妇女的生活方式具有私人自主
性，但除非在公共讨论中当事人把那些涉及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重
要内容都搞清楚，否则，主体权利是无法得到恰当表达的。平等公民
的私人自主只有在公民积极行使其公民自主时才能得到保障。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