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点真实的故事╠╠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

艺术行为所欲达到的终极目的，而是艺术行为趋向生存目的实施过程中，保证这一目的得以达成的激励因素。在人类趋向生存目的的生产活动、生活劳作、知识学习、信仰传承等耗神费力的文化行为中，艺术犹如裹上糖衣的苦药，以愉悦为饵诱人自愿从事艰辛的文化传承习得行为。这就是“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本义之所在。

笔者曾多次实地调查与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事像，发现他们拥有的传统艺术和艺术观，并非是单纯“审美”或“娱乐”的，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与生存问题密切相关的泛功能与泛目的性质。如侗族，其“大歌”的主要文化功能是对生存所需的百科知识的学习和传承；其“小歌”（多为情歌）是事关种群繁衍的配偶遴选工具。藏族亦如此，他们的“锅庄”、“弦子”等歌舞，是铸造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文化纽带；他们的“打阿呷”等劳动歌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口令与兴奋剂；他们的《格萨尔王传》等史诗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历史教材与信仰经典。倘若以传统美学的眼光看待这些大量存在的艺术事像，我们就永远搞不清艺术到底为何物。现有“电视文艺”的肤浅与偏颇，与传统美学的理论误导有很大关系。
电视文艺有责任把“艺术”的真相告诉世人。因此，需要电视文艺纪录片的出现。我们这样说，绝不仅仅意味着引入一种新的体裁，而是（如前所述）引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论视角和新的方法论。以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念为指导，采用文化学理论的系统整体性视角，以及人类学田野工作（field work）这一基本方法，电视文艺才有可能避开传统美学的陷阱，挣脱商品文化的羁绊，摆脱“进化论”的发展观和“中心论”的价值观，超脱于“高雅”与“低俗”的无聊争执，逃脱名缰利索的重重捆缚，以一颗纯朴真诚、自由和无偏见的赤子之心，去观察体验全人类（而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先进”民族）文化中的（而不仅是舞台上的）艺术现象，去揭示文化背景与艺术现象的因果互动关系，去认识作为文化之一的部分（而非与文化整体割裂）的艺术的起源、分布、传播、演化和功能用途，去体悟生活中的艺术活体（active body）那多样与独特的美及之所以和为什么美。 只有如此，电视文艺才能还艺术以真相，才对得起生养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艺术，才掮得起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历史重责，才对得起创造了艺术的先人和依然需要艺术扶助的后代子孙。
2. 能揭示艺术的文化价值
“贴近生活”，这个口号依其启蒙主义的原意来说，应该是电视文艺始终遵循的原则，但必须搞清楚两点：贴近谁的生活，贴近什么样的生活。不解决对这两点的认识，电视文艺对其传播内容的价值评估，就会出问题。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D·Diderot）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提倡艺术家“住到乡下去，住到茅棚里去，访问左邻右舍，更好是瞧一瞧他们床铺、饮食、房屋、衣服等等。”（《论戏剧体诗》）。对照狄德罗的话，我们现有的许多电视文艺内容显然不是真实生活的反映，而更像是某些人出于某些利益而捏造的膺品。“贴近生活”的口号被电视文艺挂在嘴边，乃是出于标榜其“大众性”，和为其庸俗娱乐化辩护的需要。
20世纪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成果，是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在1990年对白马藏人民歌文化的调查，即抛弃了传统音乐学“书斋研究”的方法论，从传统的民歌形态研究深入到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从舞台的演释返归民歌原生态的存在，才得以初窥白马民歌存在的真实价值——它不是白马人用以自娱或审美的玩物，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用于生存斗争的工具。如他们的叙事民歌“鲁”（nu），是他们传承历史与信仰知识的教材；他们的敬酒歌“朝打”（ts ‘adua），是他们调节维系人际关系以共同对付生存压力的精神纽带；他们的诵经调、丧歌、牧羊调等，在他们的观念中干脆就不属“音乐”或“歌曲”，而被视为一种人与神鬼、动物“交谈”以实现人类功利目的的特殊语言。
窥一斑而知全豹。 从白马人的民歌，可知艺术的文化价值，远不是电视文艺所偏爱的职业舞台艺术所能包容的。由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各民族农（牧、渔、猎）民阶层所创造和拥有的艺术，与有闲有钱阶层拥有和喜爱的职业化舞台艺术，在文化价值上有着质的区别。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及电视文艺，原应一视同仁地去“贴近”低阶层大众的“生活”，以他们的利益需要和价值标准来理解阐释“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什么”之类问题，而不是把欧美或汉族高阶层的偏狭的艺术观（以及体现这些艺术观的艺术形态）当做“进化”的样本强加给占人口多数的大众。

   
　
真实揭示艺术的文化价值，这一责任只能由电视文艺纪录片来承担。因为，在现有电视文艺诸体裁中，勿论综艺晚会、MTV、明星专访、戏曲转播等等，其广告载体性质与职业艺术对象都已定型，欲令其掮起文化传承与诠释的重责，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而纪录

《讲一点真实的故事╠╠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