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

接与被动，“以便使他的这个最后的存在、普遍的存在也不仅只属于自然” 。（42）家庭通过埋葬死人，把死人还给大地，使死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事件，而有了精神的意义。
婚姻、生育及埋葬体现了家庭生活的精神价值，但是，在这些行为中自然的因素占很大的比例，爱情的结合并不能完全看成是精神所要求的两个自我意识的结合；在家庭中的成员很可能是没有达到自我意识的个人，而家庭本身也是不要求其成员的自我意识的。至于说表现在生育后代中的对死的反抗，上文已表明这是一种非精神性的行为。只就“抗拒死亡”而言，它与精神有共同的目的，从而预示着精神的到来，是“潜伏着的精神”。（43）而埋葬死人则本身就表现出了对死的无奈。
伦理生活要实现其精神本质，就要从家庭进展到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称之差别的阶段，就说明特殊性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仅是市民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是市民社会的第二个原则。（44）
由市民社会的这两个规定性原则我们发现，从表面看来，表现在家庭中的那种精神的雏形被破坏了，但实际上，市民社会使人与人的联系进一步摆脱了性欲血缘等的自然成份，走向了更进一步的精神的联系。“伦理看来是丧失了，因为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和义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即特殊物对我说来应当成为最初规定者，从而伦理性的规定也就被扬弃了。其实，这不过是我的错误，因为在我信以为坚持着特殊物的

时候，联系的必然性和普遍物依旧是最初的和本质的东西。” （45）
市民社会的精神内涵首先表现为市民社会使人的需要的普遍化。这种需要的普遍化有利于精神摆脱其在自然中的潜伏状态。“动物用一种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越出这个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46）人的如此众多的需要并不是单纯从有机体那里生发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能理解差别的知性”的作用，并且还受到他人的影响，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这社会性的需要，“社会需要是直接的或自然的需要同观念的精神需要之间的联系，由于后一种需要作为普遍物在社会中占着优势，所以这一社会环节就含有解放（原文黑体）的一面，这就是说，需要的严格的自然必然性被隐蔽了”。（47）这里，黑格尔持一种与卢梭以及浪漫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即认为自然状态中的那种有限的、能直接得到满足的动物式需要并不是人的理想状态。相反，需要的多样化是使“潜伏在自然中的精神性”得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契点。
而这个契点的作用在于，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要，就要带来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在市民社会这个阶段，劳动不是直接为着自己而是为着他人，其劳动就要“适应别人的任性” （48）劳动摆脱直接的目的而变得抽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劳动。人们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49）这样，市民社会的第二个原则就表现出来了。而为了满足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分工陶冶着人们，使人们认识到“我必须配合着别人而行动” ，“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各别的东西就这样地成为社会的。”（50）
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产生阶级，黑格尔并不把阶级看成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手段，而是看成个体之人与家庭之外的更多的人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阶级源于自然的不平等以及由自然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从自然而来的不平等反映为阶级，就是把自然的不平等“从精神中产生它”，表现为“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育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51）从而使广大的人群分成不同的集团，个别的人分属这些集团，这就是阶级。
阶级使个体之人成为一个广大人群中的一员，成为可以界定的某一种人，“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原文黑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这里所说的某种人物，就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52）需要的复杂化带来劳动的复杂化以及分工的要求，而由此产生出的阶级是个体之人的一种实体性规定。
在市民社会这个阶段，个体之人与他人的联系大大加强，进一步摆脱了自然有机体的局限性及私人性质，通过阶级，人作为社会之人得到界定。但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媒介没有摆脱自然的因素，需要本身是与躯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人之界定的阶级起源于一种自然的不平等。所有这一切使人与人的联系成为一种外在的强迫性的联系。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一方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53）这一切都不是精神应有的状态。
因此，我们就要谈到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国家。家庭中的爱是精神的感觉形式，市民社会表面上破坏了这一形式，但以需要的相互依赖、劳动分工的方式把爱的本质即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但这种联系完全成了外在的，强迫性的，因此，精神的要素只能自在地起作用。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原文黑体）、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4）
黑格尔常常给人以国家集权主义的倡导者的印象，也许与上述这些用词不无关系。但是，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现在如果问，一般国家或者每个特殊国家以及它的法和使命在历史上起源是或曾经是怎样的，又如果问国家最初是从家长制关系，从畏惧或信任，还是从同业公会等等中产生出来的”等等这样一些关涉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的问题，“都与国家的理念无关。这里，我们仅仅在谈对国家的哲学上的认识问题，从这一观点说，以上这些都是现象，是历史上的事物”，“哲学所考虑的仅仅有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关被思考的概念。”（55）黑格尔不是在谈论历史上的国家，同样也不是在谈论现在或未来的国家，而是在谈论国家的“真理性”，在谈论国家的概念。而我们日常中的国家则是一些“外在的国家”，也因着这种强迫性，它们是属于市民社会这个阶段的。（56）
而在目前阶段所谈的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在国家中个体之人“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人不仅作为私人和为本身目的而生活，因为人没有不同时对普遍物和为普遍物而希求，没有不自觉地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动。”（57）这里的普遍就是那在家庭中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市民社会中以外在需要与劳动的联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在这里达到了自觉的程度，表现为个人把这些联系当成其希求着的普遍。在国家这个概念里的普遍性就是精神，所以国家是伦理生活本质的实现。这样国家就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58）在国家这个阶段，家庭的狭隘没有了，市民社会的强迫性消失了。
虽然黑格尔谈论的不是历史上的国家，但作为定在国家的概念，它还是要在历史上具体的国家中发生作用的。黑格尔本人也是运用历史上国家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战争来展示他这里所说的国家的本质、伦理生活的精神价值的。
当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定居下来，生而育女，繁衍后代，并进行劳动、分工等等，这些行为还不足以使这群人组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用人类学上的术语来说，则是不足以使这群人成为一个民族。在黑格尔看来，民族之神要用血来祭奠。一群人尚未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洒过鲜血，他们就不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而只是一群偶然的在这里栖息着的群落而已。所以，战争造成就民族。
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带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财产的流逝，是一个“把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设定为瞬即消逝的环节”。这当然是一个否定性的环节，但黑格尔又说它“肯定个人的绝对（原文黑体）个体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和易变的个体性。”（59）这里，绝对的个体性就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应当成为的那个“一”、那个普遍性，而偶然的易变的个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有机体的那样一种存在状态。
因此，“通过战争，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各国民族的伦

《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