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
理健康就由于它们对于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60）民族战争直接否定了伦理生活是为了求生存，因而成了对家庭与市民社会表面上的那些目的，如生存发展等等之类的否定，战争用刀枪挑开了伦理生活的面纱，把伦理生活对有限性的否定这一面活生生暴露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战争一定要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否则这种否定性，这种战争中主导的就不是民族之神，而是空洞的死神了，因为“冒死的危险当然比光怕
为民族赴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民族，这是民族分工中最伟大的职业，这一职业真正达到了以普遍性为其目的。黑格尔认为，“有限的东西，如生命、财产，被设定为偶然的东西，那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有限东西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这种必然性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伦理性的实体即国家中，自然被夺去了这种力量，而必然性也就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至于那暂时性则成为所希求的消逝，作为有限东西的基础的否定性也成为伦理性的本质所特有的实体性的个体性。”（62）民族英雄就是自觉地祈求着有机体生命的消逝而升华为伦理的精神，以死昭示出伦理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人与人的联合，是家庭中的爱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复活。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他人，而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实体性的个体”。
不过，黑格尔并不是鼓吹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精神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存还是一个“类”的保存问题。这其中的自然因素还占着重要的比例，而黑格尔认为精神是要摆脱对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依赖性。而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民族战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民族形成之初，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民族英雄表现的精神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精神。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把民族英雄提出来以拯救精神已经过时了。不过，民族英雄所揭示出来的伦理生活的目的却是从古至今长存的，这也是民族英雄的故事始终是有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象家庭中埋葬死人那样的人类生命超越死亡的努力，即精神的力量，使迫于自然的有机体的死亡变成向精神的过渡，在死亡的过程中加入仪式祭献的因素。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伦理生活的三个层面，所要揭示的就是：伦理生活以人与人的完全结合为目的，而人与人的完全结合，就是精神。黑格尔把体现在伦理生活的精神称为客观精神，在客观精神之外还有绝对精神和主观精神。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三种精神存在，这只不过是同一精神的三种不同的体现些方式。而绝对精神作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就即是国家，又是个人，这里“国家即个人”，“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63）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这种解释是否会导向禁欲主义，是否会影响我们发展经济的热情，让我们退回到那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时代？
其实答案很清楚。黑格尔虽然认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三个逐级升高的层次，国家是前两者目的的最终实现，但并不是说有了国家就可以不要市民社会，正象有了市民社会家庭仍继续存在一样，国家出现之后，家庭与市民社会并不消失，但它们只是作为环节，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了。黑格尔非常重视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作用，他在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婚姻和财产，由此而把人的特殊性这一原则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了特殊性，那么在国家阶段所达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不是精神了。
但是，由于特殊性最终要统一在普遍性那里，而物质上的种种需要可以说就是人作为有限的有机体生命的特殊性的表现，所以物质应当成为精神的祭礼。这一点在上述三个环节的论述中是可见一斑的。性欲是婚姻的祭礼，婚姻使性欲变得纯洁而有价值，因为它是有着抗争死亡的力量；至于说市民社会中凭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它的创造过程、分配过程都受着普遍性的支配，而民族战争中财富的消失最终使它也成了祭礼。最后，是有机体生命本身成了祭礼，即为国捐躯。
物质需要作为精神的祭礼与禁欲主义完全是不同的。作为祭礼，物质需要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受到了精神力量的控制，作为精神的表达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例如，性的快感来源于潜在的创造力——一种潜伏在自然中的精神力量；又如，为别人付出的钱财除去了钱财本身的铜臭等等。而禁欲主义并不能为精神献上什么，它是一种自私的、封闭了与他人的联系的行为，因此禁欲主义使伦理生活完全无法展开。而实质上，禁欲与纵欲本质上又是同一的，一个禁欲的人把全部精力放在欲望的克服上，这与一个纵欲者把全部精力放在欲望的满足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被自身的有机体控制住了，所以禁欲不可能获得精神。
精神唯有通过伦理生活获得，而精神也是伦理生活的唯一目的，伦理生活不是为了穿衣吃饭，也不是为了类的延续，甚至也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日子比我们今天过的更舒服一些，而是为了使每一个个体生命能够实现其精神使命。
上面我们展开了精神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将在这一框架内提出我们的问题，即现代苦恼意识的问题。苦恼是现代个体生命的一种状态，但这与现代人所采取的伦理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彼此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注释：
（1）《宗教哲学讲演录》 P115。
（2）《逻辑学》上P69。
（3）《小逻辑》P331
（4）《小逻辑》P256
（5）《宗教哲学讲演录》P117
（6）《宗教哲学讲演录》P117
（7）参见 《小逻辑》P332
（8）参见《精神现象学》下P44与P246
（9）《精神现象学》上P63
（10）《精神现象学》上P66
（11）《美学》一册P150
（12）同上P151
（13）《小逻辑》P211
（14）《美学》一册P152
（15）《美学》一册P153
（16）《小逻辑》P251
（17）参见《小逻辑》P251
（18）《美学》一册P154
（19）《精神现象学》上P118
（20）《小逻辑》P409
（21）《小逻辑》P68
（22）《精神现象学》下P233
（23）《小逻辑》P122
（24）《小逻辑》P122。
（25）《精神现象学》上P122
（26）《精神现象学》上P11
（27）《历史中的理性》P23
（28）《精神现象学》上P117
（29）《精神现象学》上P121
（30）《精神现象学》上P121
（31）《精神现象学》上P131
（32）《精神现象学》下P2
（33）《法哲学原理》P164
（34）同上P165
（35）同上P165
（36）同上P166
（37）同上P172。
（38）同上P175
（39）同上P178
（40）同上P176
（41）同上P187
（42）《精神现象学》下P10
（43）参见《法哲学原理》P208
（44）同上P182
（45）同上P196
（46）同上P205
（47）同上P208
（48）同上P209
（49）同上P197
（50）同上P207
（51）同上P211
（52）同上P216
（53）同上P209
（55）同上P254
（56）参见《法哲学原理》P198
（57）同上P260
（58）参见《法哲学原理》P261
（59）同上P340
（60）同上P341
（61）同上P344
（62）同上P340
（63）同上P253
《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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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要高明，但还是属于单纯否定的东西，它本身既没有规定，也没有价值。肯定的东西即目的和内容才给与这种勇敢以意义”。（61）有内容的死，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而死，为爱而死，为自我意识的统一而死，才是精神对死亡的战胜。
为民族赴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民族，这是民族分工中最伟大的职业，这一职业真正达到了以普遍性为其目的。黑格尔认为，“有限的东西，如生命、财产，被设定为偶然的东西，那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有限东西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这种必然性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伦理性的实体即国家中，自然被夺去了这种力量，而必然性也就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至于那暂时性则成为所希求的消逝，作为有限东西的基础的否定性也成为伦理性的本质所特有的实体性的个体性。”（62）民族英雄就是自觉地祈求着有机体生命的消逝而升华为伦理的精神，以死昭示出伦理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人与人的联合，是家庭中的爱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复活。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他人，而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实体性的个体”。
不过，黑格尔并不是鼓吹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精神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存还是一个“类”的保存问题。这其中的自然因素还占着重要的比例，而黑格尔认为精神是要摆脱对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依赖性。而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民族战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民族形成之初，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民族英雄表现的精神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精神。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把民族英雄提出来以拯救精神已经过时了。不过，民族英雄所揭示出来的伦理生活的目的却是从古至今长存的，这也是民族英雄的故事始终是有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象家庭中埋葬死人那样的人类生命超越死亡的努力，即精神的力量，使迫于自然的有机体的死亡变成向精神的过渡，在死亡的过程中加入仪式祭献的因素。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伦理生活的三个层面，所要揭示的就是：伦理生活以人与人的完全结合为目的，而人与人的完全结合，就是精神。黑格尔把体现在伦理生活的精神称为客观精神，在客观精神之外还有绝对精神和主观精神。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三种精神存在，这只不过是同一精神的三种不同的体现些方式。而绝对精神作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就即是国家，又是个人，这里“国家即个人”，“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63）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这种解释是否会导向禁欲主义，是否会影响我们发展经济的热情，让我们退回到那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时代？
其实答案很清楚。黑格尔虽然认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三个逐级升高的层次，国家是前两者目的的最终实现，但并不是说有了国家就可以不要市民社会，正象有了市民社会家庭仍继续存在一样，国家出现之后，家庭与市民社会并不消失，但它们只是作为环节，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了。黑格尔非常重视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作用，他在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婚姻和财产，由此而把人的特殊性这一原则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了特殊性，那么在国家阶段所达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不是精神了。
但是，由于特殊性最终要统一在普遍性那里，而物质上的种种需要可以说就是人作为有限的有机体生命的特殊性的表现，所以物质应当成为精神的祭礼。这一点在上述三个环节的论述中是可见一斑的。性欲是婚姻的祭礼，婚姻使性欲变得纯洁而有价值，因为它是有着抗争死亡的力量；至于说市民社会中凭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它的创造过程、分配过程都受着普遍性的支配，而民族战争中财富的消失最终使它也成了祭礼。最后，是有机体生命本身成了祭礼，即为国捐躯。
物质需要作为精神的祭礼与禁欲主义完全是不同的。作为祭礼，物质需要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受到了精神力量的控制，作为精神的表达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例如，性的快感来源于潜在的创造力——一种潜伏在自然中的精神力量；又如，为别人付出的钱财除去了钱财本身的铜臭等等。而禁欲主义并不能为精神献上什么，它是一种自私的、封闭了与他人的联系的行为，因此禁欲主义使伦理生活完全无法展开。而实质上，禁欲与纵欲本质上又是同一的，一个禁欲的人把全部精力放在欲望的克服上，这与一个纵欲者把全部精力放在欲望的满足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被自身的有机体控制住了，所以禁欲不可能获得精神。
精神唯有通过伦理生活获得，而精神也是伦理生活的唯一目的，伦理生活不是为了穿衣吃饭，也不是为了类的延续，甚至也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日子比我们今天过的更舒服一些，而是为了使每一个个体生命能够实现其精神使命。
上面我们展开了精神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将在这一框架内提出我们的问题，即现代苦恼意识的问题。苦恼是现代个体生命的一种状态，但这与现代人所采取的伦理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彼此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注释：
（1）《宗教哲学讲演录》 P115。
（2）《逻辑学》上P69。
（3）《小逻辑》P331
（4）《小逻辑》P256
（5）《宗教哲学讲演录》P117
（6）《宗教哲学讲演录》P117
（7）参见 《小逻辑》P332
（8）参见《精神现象学》下P44与P246
（9）《精神现象学》上P63
（10）《精神现象学》上P66
（11）《美学》一册P150
（12）同上P151
（13）《小逻辑》P211
（14）《美学》一册P152
（15）《美学》一册P153
（16）《小逻辑》P251
（17）参见《小逻辑》P251
（18）《美学》一册P154
（19）《精神现象学》上P118
（20）《小逻辑》P409
（21）《小逻辑》P68
（22）《精神现象学》下P233
（23）《小逻辑》P122
（24）《小逻辑》P122。
（25）《精神现象学》上P122
（26）《精神现象学》上P11
（27）《历史中的理性》P23
（28）《精神现象学》上P117
（29）《精神现象学》上P121
（30）《精神现象学》上P121
（31）《精神现象学》上P131
（32）《精神现象学》下P2
（33）《法哲学原理》P164
（34）同上P165
（35）同上P165
（36）同上P166
（37）同上P172。
（38）同上P175
（39）同上P178
（40）同上P176
（41）同上P187
（42）《精神现象学》下P10
（43）参见《法哲学原理》P208
（44）同上P182
（45）同上P196
（46）同上P205
（47）同上P208
（48）同上P209
（49）同上P197
（50）同上P207
（51）同上P211
（52）同上P216
（53）同上P209
（54）同上P253
（55）同上P254
（56）参见《法哲学原理》P198
（57）同上P260
（58）参见《法哲学原理》P261
（59）同上P340
（60）同上P341
（61）同上P344
（62）同上P340
（63）同上P253
《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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