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创作姿态与文体选择
家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文学。另一位日本战后私小说家藤枝静男也认为:“私小说可以说是探索我自己身上的真实。”写非虚构的、作者自我的真实,是私小说重要的文体特征。在世界文学史上,私小说往往与女性有着不解之缘。日本平安时代(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的文学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女性文学时期,《紫式部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等一批女作家的自传体日记小说的问世,首开了日本私小说创作的先河。这些作品往往出自于女性之手,专事描写远离社会中心的女性的身边琐事,从中可见男权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的局限与束缚。另一方面,私小说为女作家所钟情,又与女性在特定生存空间中所形成的心态和特质分不开。对生命和情感的独特体验,使女性热爱具体生命超过思考抽象历史,关心家庭、人生命运胜过探讨社会的宏观建构,品味感情生活长于驰骋哲理世界。因而,女作家在塑造女性自我形象的同时,也创造了更适合于女性发挥,表达的文体。时至今日,三毛对私小说文体的选择和采用,自然具有了一种女性创作意义上的吻合。这种文体对于三毛传奇经历的实录,自我个性的张扬,女性生命意识的充分表现,以及“水仙花”般的自恋情结的悄然释放。它无疑使三毛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放眼三毛的私小说创作,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我”——三毛——Echo构成三位一体的形象,她既是作者本人,又是作品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表现的主角。
三毛说:“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没有办法。我的5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8]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我执”,三毛作品构成了奇特的人生风景。她用生活来塑造自己,用心来诉说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我”所叙述的一切,是三毛长长的生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从受到老师当众惩罚、走向心灵自闭的少女时代,到选择绘画与写作,把自我“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的生命时光,《雨季不再来》这部作品集中呈现的是三毛感伤的雨季人生。从撒哈拉沙漠的定居到万水千山的流浪,在《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集子里,三毛传奇人生引人入胜。从处处留情的青春萌动到矢志不移的神仙伴侣,《梦里花落知多少》写尽了三毛的爱情人生。从沙漠上的“悬壶济世”,到“温柔的夜”的热情助人,人们读出了三毛的博爱人生。而透过23本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集,三毛的笔耕人生足迹又清晰可见。三毛的心向读者洞开,她真实地坦露着自己的一切:世系、家庭、性格、嗜好、信仰、思想、心态、修养、成长过程乃至隐秘的感情生活。读其文,如见其人,如知其心。
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乃至风景,都是为了三毛这个东方的奇女子而显形。由此带来的作品魅力,自然是自叙传的真实和亲切,自我个性的鲜明和生动。
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下,根据“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类是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当属这种情形。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我”在沙漠中开饭店,我为沙哈拉威人“悬壶济世”,“我”在荒山之夜遇险,“我”与荷西的爱情神话,“我”看沙漠洗浴风俗,“我”与沙漠上的“芳邻”相处……这里,不仅篇篇有我,而且一切的故事因“我”而生发,围绕“我”而表现。在“我”的身历中,三毛活泼的个性飞扬着,喜怒哀乐的神情浮动着,作品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从中贯穿和最后凸现的则是作者鲜明的自我形象。
另一类是“我”为次要角色的作品。如《娃娃新娘》、《士为知己者死》、《巨人》、《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哑奴》、《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作者无法不动声色地写这个“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浓重的创作主体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哭泣的骆驼》,我的确是和这些人共生死,同患难,虽然我是过了很久才动笔把它写下来,但我还是不能很冷静地把他们玩偶般地在我笔下任意摆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记录下来。”[9]“我”与作品中的
主人公,或是命运背景相关,如《哭泣的骆驼》所涉及的西属撒哈拉面临瓜分的政治骚动;或是往来密切、感情相通,如与姑卡、达尼埃、哑奴、沙伊达、鲁阿这些沙哈拉威人的交往;或是和周围环境发生着碰撞与矛盾,如与卖花女、玛利亚的相遇与纠纷。一旦作品的主人公命运或性格心态发生演变,“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我”势必对这一切做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我”的性格也会在生活的各种碰撞中迸出火花。所以,主人公的命运往往成为触发三毛思想感情变化的催化剂。《士为知己者死》写的是米盖无奈的世俗婚姻,折射的是三毛追求个性平等的现代爱情观;《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塑造的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悲剧性人物,坦露的是三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揭示的是人间自私、欺诈、无耻的行为,反衬的是三毛夫妇的善良、淳厚。作者着力刻划的是主人公的一切,但最后的停泊地是三毛的心灵世界。从“我”这个次要角色身上,照样散发出自我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光辉,这实际上是从特殊的角度完成了三毛形象的自我塑造。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参考文献:
[1]三毛.尘缘[A]
[2][3]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8.
[4][5]三毛.我的写作生活[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4.
[6]三毛.白手成家[A].撒哈拉的故事[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7][9]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8]两极对话——沈君山与三毛[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责任编辑:吉家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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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三毛的私小说创作,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我”——三毛——Echo构成三位一体的形象,她既是作者本人,又是作品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表现的主角。
三毛说:“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没有办法。我的5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8]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我执”,三毛作品构成了奇特的人生风景。她用生活来塑造自己,用心来诉说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我”所叙述的一切,是三毛长长的生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从受到老师当众惩罚、走向心灵自闭的少女时代,到选择绘画与写作,把自我“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的生命时光,《雨季不再来》这部作品集中呈现的是三毛感伤的雨季人生。从撒哈拉沙漠的定居到万水千山的流浪,在《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集子里,三毛传奇人生引人入胜。从处处留情的青春萌动到矢志不移的神仙伴侣,《梦里花落知多少》写尽了三毛的爱情人生。从沙漠上的“悬壶济世”,到“温柔的夜”的热情助人,人们读出了三毛的博爱人生。而透过23本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集,三毛的笔耕人生足迹又清晰可见。三毛的心向读者洞开,她真实地坦露着自己的一切:世系、家庭、性格、嗜好、信仰、思想、心态、修养、成长过程乃至隐秘的感情生活。读其文,如见其人,如知其心。
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乃至风景,都是为了三毛这个东方的奇女子而显形。由此带来的作品魅力,自然是自叙传的真实和亲切,自我个性的鲜明和生动。
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下,根据“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类是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当属这种情形。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我”在沙漠中开饭店,我为沙哈拉威人“悬壶济世”,“我”在荒山之夜遇险,“我”与荷西的爱情神话,“我”看沙漠洗浴风俗,“我”与沙漠上的“芳邻”相处……这里,不仅篇篇有我,而且一切的故事因“我”而生发,围绕“我”而表现。在“我”的身历中,三毛活泼的个性飞扬着,喜怒哀乐的神情浮动着,作品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从中贯穿和最后凸现的则是作者鲜明的自我形象。
另一类是“我”为次要角色的作品。如《娃娃新娘》、《士为知己者死》、《巨人》、《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哑奴》、《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作者无法不动声色地写这个“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浓重的创作主体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哭泣的骆驼》,我的确是和这些人共生死,同患难,虽然我是过了很久才动笔把它写下来,但我还是不能很冷静地把他们玩偶般地在我笔下任意摆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记录下来。”[9]“我”与作品中的
主人公,或是命运背景相关,如《哭泣的骆驼》所涉及的西属撒哈拉面临瓜分的政治骚动;或是往来密切、感情相通,如与姑卡、达尼埃、哑奴、沙伊达、鲁阿这些沙哈拉威人的交往;或是和周围环境发生着碰撞与矛盾,如与卖花女、玛利亚的相遇与纠纷。一旦作品的主人公命运或性格心态发生演变,“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我”势必对这一切做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我”的性格也会在生活的各种碰撞中迸出火花。所以,主人公的命运往往成为触发三毛思想感情变化的催化剂。《士为知己者死》写的是米盖无奈的世俗婚姻,折射的是三毛追求个性平等的现代爱情观;《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塑造的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悲剧性人物,坦露的是三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揭示的是人间自私、欺诈、无耻的行为,反衬的是三毛夫妇的善良、淳厚。作者着力刻划的是主人公的一切,但最后的停泊地是三毛的心灵世界。从“我”这个次要角色身上,照样散发出自我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光辉,这实际上是从特殊的角度完成了三毛形象的自我塑造。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参考文献:
[1]三毛.尘缘[A]
.哭泣的骆驼·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2][3]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8.
[4][5]三毛.我的写作生活[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4.
[6]三毛.白手成家[A].撒哈拉的故事[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7][9]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8]两极对话——沈君山与三毛[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责任编辑:吉家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10月
《三毛的创作姿态与文体选择(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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