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和东欧知识份子政治
"他建议在党领导下的"国家阵线"内部允许批评和发表意见，甚至形成另一个党派，以防止"权力垄断"。但他强调"这些都必须以国家阵线的存在为基本条件"8。苏军入侵后，姆林纳脱离了共产党，1977年移民出国，80年代成为流亡异见份子领袖。
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
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
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主权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
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时要求国家克制其自然的权力倾向。为自由而要求限制国家和要求国家保障自由，同样是对启蒙思想自由观的积极表述。对东欧知识份子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现实政治表述，而更是对自由的自由表述。
这种对自由（包括对它的对立面：专制）的自由表述便形成了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徵，具体表现为它的非政治性和人文性。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有直接提出体制民主化问题的，如波兰的密契涅克（Adam Michnik）关于后极权政治民主的"新进化"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班达（Václav Benda）等人的"平行政治"论9。但更多的后极权主义思考关心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文问题，如知识份子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存在和价值，人性和伦理等等。在表述方面，这些人文问题也往往散见在文艺、杂论、书信等非正规论述形式中，以不易捕捉、倏然一现的智慧闪烁见称，其中包括波兰诗人巴兰察克（Stanislaw Baranczak）反对意识形态审查、提倡创作自由的主张，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非斯大林化后"宽松"假象和"丝绒牢笼"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孔拉德（Gy?rgy Konrád）的"非政治"说，波兰的科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独立知识份子作为肩负社会道义价值的"教士"的论述等等10。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后极权政治文化的直接评说。
和早期的极权理论家阿伦特一样，东欧知识份子极其强调极权和后极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远远不只局限为现代控制手段，如军事技术、群众传媒、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审查监控等等，它首先表现在权力与具有真理权威的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极权主义统治必须从某种单一政党所掌握的意识形态获取合理性。哈维尔指出，现代极权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权力控制深谋远虑，而非一时一地地匆忙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哈维尔写道11：
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
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12：
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企图用另一种政治方略或政府变更来对抗它是不现实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路线或章程，而在于生存状态本身出了毛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哈维尔以"谎言"来概括后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他指出，极权统治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中实际已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而后极权社会的沉疴正在于人们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而无法抵抗它。他以小见大地用一个菜果贩子在店铺橱窗里张贴"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标语，来说明在这种谎言中的生活方式。菜果贩子贴标语并不是因为他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相信有这么回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显得怪异。和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份子政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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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
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
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主权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
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时要求国家克制其自然的权力倾向。为自由而要求限制国家和要求国家保障自由，同样是对启蒙思想自由观的积极表述。对东欧知识份子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现实政治表述，而更是对自由的自由表述。
这种对自由（包括对它的对立面：专制）的自由表述便形成了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徵，具体表现为它的非政治性和人文性。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有直接提出体制民主化问题的，如波兰的密契涅克（Adam Michnik）关于后极权政治民主的"新进化"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班达（Václav Benda）等人的"平行政治"论9。但更多的后极权主义思考关心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文问题，如知识份子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存在和价值，人性和伦理等等。在表述方面，这些人文问题也往往散见在文艺、杂论、书信等非正规论述形式中，以不易捕捉、倏然一现的智慧闪烁见称，其中包括波兰诗人巴兰察克（Stanislaw Baranczak）反对意识形态审查、提倡创作自由的主张，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非斯大林化后"宽松"假象和"丝绒牢笼"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孔拉德（Gy?rgy Konrád）的"非政治"说，波兰的科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独立知识份子作为肩负社会道义价值的"教士"的论述等等10。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后极权政治文化的直接评说。
和早期的极权理论家阿伦特一样，东欧知识份子极其强调极权和后极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远远不只局限为现代控制手段，如军事技术、群众传媒、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审查监控等等，它首先表现在权力与具有真理权威的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极权主义统治必须从某种单一政党所掌握的意识形态获取合理性。哈维尔指出，现代极权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权力控制深谋远虑，而非一时一地地匆忙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哈维尔写道11：
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
不能存在。
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12：
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企图用另一种政治方略或政府变更来对抗它是不现实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路线或章程，而在于生存状态本身出了毛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哈维尔以"谎言"来概括后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他指出，极权统治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中实际已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而后极权社会的沉疴正在于人们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而无法抵抗它。他以小见大地用一个菜果贩子在店铺橱窗里张贴"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标语，来说明在这种谎言中的生活方式。菜果贩子贴标语并不是因为他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相信有这么回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显得怪异。和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份子政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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