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
待着相应的行政学知识。
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Callow 1976; Riordon 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腐败的土壤。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政府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政府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Hoogenboom 1961; van riper 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Shafritz. J. M. & Hyde.A. C. 1997;Uveges & Keller, 1998）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行政与宪法的关系、政策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政府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金钱或能量）去做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仍然是公共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定义。
2.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
历史迈入二十世纪初叶后，管理科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行政改革的延续时期，以及尤格斯及凯勒(Uveges & Keller, 1998)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实践的公共利益模型的成熟期。
1900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德克萨斯州的盖尔维斯敦(Galveston,Texas)，夺走了六千人生命。城市的恢复由一种新的市政府形式所推进，即委员会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更为注重公共管理实践的策略。公共政策由七个委员讨论，而这些委员由州政府任命。每一个委员都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主管。后来的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就有数百个城市采纳了类似的委员会制度。里查德·蔡尔德(Rchard Child)形式的委员会——经理型市政府发展很快(Stillman, 1974)。这种委员会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立法机构，被赋予制定政策的权力。市政府经理由委员会任命，经理拥有全部行政权力。这样，行政－政治二分法得以贯彻。这种市政府经理的产生是基于行政能力，因而大大减少了政治(Childs, 1952; East, 1965)。所有这些变革皆符合社区范围的公共利益。早期的城市经理几乎全由工程师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广泛公共工程。城市经理制同样的注入了公共利益模型中的其它元素，如科学的效验、以普遍的非党派选举替代党派政治。人们认为，专家管理城市将对社区的需要更负责任(Boyer, 1983; White,1927)。
在这一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公共行政的科研与教学机构陆续成立。如1916年成立政府研究所（1927年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1914年，密执安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市政管理的硕士项目；1924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成立了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众事物管理学院(Maxwell School)，开办社会学及公共行政学，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开始；1929年，南加州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公共行政职业学院。以麦克斯韦尔学院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教育普及和推动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在理论建树上，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于1990年发表了《政治与行政》。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1903年）会长。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定义了行政与政治的不同作用，阐明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同时，他也关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职能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威尔逊呼吁科学管理的同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在费城(Philadelphia)的钢铁厂里忙于科学实验。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拓了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泰勒的方法最初在私有企业中更多地被接受。泰勒也重视管理者与雇员的关系，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合作。基于“有一种最佳方法”去完成任何任务的假设，科学管理寻求通过发现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式去增加产量。经典组织理论从这一概念出发，试图找到社会组织中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途径”。泰勒先后发表了《车间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则》(1911)与《科学管理》(1923)。
同一时期的著名行政学者还有威诺碧(William F. Willoughby,1867-1960)。他是塔夫特经济与效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 the Taft Commission)的成员，并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届主任。1918年，威诺碧发表《联邦州预算改革运动》。威诺碧将预算看作政府的中心环节，具有控制作用。重点是效率、负责任、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平衡，以及建立一个行政部门去监督预算决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于1918年推荐的预算程序至今仍被许多市政府与州政府采用。费莱特(Mary P. Follett, 1868-1933)在《命令的发布》(1926)一文中谈到组织的结构，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正如科学管理，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1926年，怀特(White LD, 1891-1958)发表了公共行政第一部教科书《公共行政学研究导论》。
3.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1959)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行政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美国传统管理科学运动的末尾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按照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的五大理论，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
政府的膨胀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新政计划，政府迅速膨胀。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即布郎诺(Brownlow)委员会于1937年报告“总统需要帮助”，呼吁行政部门机构重组。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机构重组法：新成立总统行政厅，将原财政部下属的预算局纳入总统行政厅。布郎诺委员会报告的实质是增加总统的权力。然而，即使在当时，有识之士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梅雷牧(Lewis Meriam, 1883-1972)在《国家政府的重组：它包括什么》(1939)一书中分析了重组政府存在的问题。到了尼克松(Nixon)的水门事件，大多数人才真正意识到总统权力膨胀的危害。不过，新政与二战导致政府的增长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届胡佛委员会(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 1947-1949)成立的初衷是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然而，该委员会却提出大幅度增加总统行政办公厅的管理能力。该委员会72%的建议被采纳，包括1949年重组法及1953年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建议，尤其是布郎诺委员会主张，采纳了派系规则模型。同时的实践对公共利益模型提出了质疑(Uveges & Keller, 1998)。
科学原则学派
古立克(Luther Gulick, 1892-1993)在《组织理论的几点见解》(1937)一文中介绍了他创造的词汇POSDCORB，即管理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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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Callow 1976; Riordon 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腐败的土壤。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政府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政府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Hoogenboom 1961; van riper 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Shafritz. J. M. & Hyde.A. C. 1997;Uveges & Keller, 1998）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行政与宪法的关系、政策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政府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金钱或能量）去做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仍然是公共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定义。
2.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
历史迈入二十世纪初叶后，管理科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行政改革的延续时期，以及尤格斯及凯勒(Uveges & Keller, 1998)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实践的公共利益模型的成熟期。
1900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德克萨斯州的盖尔维斯敦(Galveston,Texas)，夺走了六千人生命。城市的恢复由一种新的市政府形式所推进，即委员会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更为注重公共管理实践的策略。公共政策由七个委员讨论，而这些委员由州政府任命。每一个委员都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主管。后来的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就有数百个城市采纳了类似的委员会制度。里查德·蔡尔德(Rchard Child)形式的委员会——经理型市政府发展很快(Stillman, 1974)。这种委员会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立法机构，被赋予制定政策的权力。市政府经理由委员会任命，经理拥有全部行政权力。这样，行政－政治二分法得以贯彻。这种市政府经理的产生是基于行政能力，因而大大减少了政治(Childs, 1952; East, 1965)。所有这些变革皆符合社区范围的公共利益。早期的城市经理几乎全由工程师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广泛公共工程。城市经理制同样的注入了公共利益模型中的其它元素，如科学的效验、以普遍的非党派选举替代党派政治。人们认为，专家管理城市将对社区的需要更负责任(Boyer, 1983; White,1927)。
在这一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公共行政的科研与教学机构陆续成立。如1916年成立政府研究所（1927年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1914年，密执安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市政管理的硕士项目；1924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成立了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众事物管理学院(Maxwell School)，开办社会学及公共行政学，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开始；1929年，南加州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公共行政职业学院。以麦克斯韦尔学院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教育普及和推动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在理论建树上，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于1990年发表了《政治与行政》。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1903年）会长。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定义了行政与政治的不同作用，阐明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同时，他也关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职能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威尔逊呼吁科学管理的同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在费城(Philadelphia)的钢铁厂里忙于科学实验。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拓了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泰勒的方法最初在私有企业中更多地被接受。泰勒也重视管理者与雇员的关系，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合作。基于“有一种最佳方法”去完成任何任务的假设，科学管理寻求通过发现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式去增加产量。经典组织理论从这一概念出发，试图找到社会组织中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途径”。泰勒先后发表了《车间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则》(1911)与《科学管理》(1923)。
同一时期的著名行政学者还有威诺碧(William F. Willoughby,1867-1960)。他是塔夫特经济与效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 the Taft Commission)的成员，并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届主任。1918年，威诺碧发表《联邦州预算改革运动》。威诺碧将预算看作政府的中心环节，具有控制作用。重点是效率、负责任、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平衡，以及建立一个行政部门去监督预算决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于1918年推荐的预算程序至今仍被许多市政府与州政府采用。费莱特(Mary P. Follett, 1868-1933)在《命令的发布》(1926)一文中谈到组织的结构，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正如科学管理，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1926年，怀特(White LD, 1891-1958)发表了公共行政第一部教科书《公共行政学研究导论》。
3.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1959)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行政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美国传统管理科学运动的末尾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按照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的五大理论，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
新政开创了行政学研究对政治的回归，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不再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公共行政开始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然而，这一时期的实践却表明：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独立于政治学，同时伴随着行政国的兴起。
政府的膨胀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新政计划，政府迅速膨胀。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即布郎诺(Brownlow)委员会于1937年报告“总统需要帮助”，呼吁行政部门机构重组。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机构重组法：新成立总统行政厅，将原财政部下属的预算局纳入总统行政厅。布郎诺委员会报告的实质是增加总统的权力。然而，即使在当时，有识之士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梅雷牧(Lewis Meriam, 1883-1972)在《国家政府的重组：它包括什么》(1939)一书中分析了重组政府存在的问题。到了尼克松(Nixon)的水门事件，大多数人才真正意识到总统权力膨胀的危害。不过，新政与二战导致政府的增长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届胡佛委员会(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 1947-1949)成立的初衷是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然而，该委员会却提出大幅度增加总统行政办公厅的管理能力。该委员会72%的建议被采纳，包括1949年重组法及1953年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建议，尤其是布郎诺委员会主张，采纳了派系规则模型。同时的实践对公共利益模型提出了质疑(Uveges & Keller, 1998)。
科学原则学派
古立克(Luther Gulick, 1892-1993)在《组织理论的几点见解》(1937)一文中介绍了他创造的词汇POSDCORB，即管理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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