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
表《评估研究》，主张评估应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对评估的研究应该是总体性的，超脱具体的不同分支领域的运用。七十年代初期在评估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威丝(Carol H. Weiss)：《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1972)，候利(Joseph Wholey)《联邦评估政策》(1970)。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评估理论家和经济学家里夫琳(Alice Rivlin)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里夫琳评论了改善政府效益的三种不同模型：分权、社会控制（即当今的授权）和市场模型。这三种模型成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争论话题。正如里夫琳所下的结论，“为确保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区分好坏的方法”。
1973年，普鲁斯曼(Jeffrey Pressman)与怀尔德威斯基合写了现在成为经典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署在为公共工程和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援助所遇障碍的案例研究，但作者并不陷入对行政技术讨论的细节。作者认为，政策计划和分析往往未能考虑到执行的难处。除案例分析外，作者提供了行政战略、项目计划、政府能力和社会科学家对执行研究的咨询建议。
七十年代的其它重要著述与政府管理特点
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管理有三大特点。一是水门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对职业伦理道德的觉醒。莫希尔(Frederick C. Mosher)等人的报告《水门：对负责任政府的建议》(1974)敦促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公共部门的伦理教育。二是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Z【原刊地名】)的采纳与中止。卡特于1977年命令联邦政府采纳ZBB的使用，但ZBB因不适用而于1981年里根上任后自动废除。三是资源短缺导致政府的精简管理。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迫使百姓的税收增加，公众不再支持政府的继续增长。利万(Charles B. Levine, 1939-1988)在《组织衰减与精简管理》一文中认识到半个世纪的预算正增长结束了，新时期的负预算成为现实。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克里斯罗夫(Samuel Krislov, 1929-)《代议官僚制》(1974)，探索功绩制、人事选择与社会公平。艾里森(G. T. Alison)《决策精髓：解释古巴导弹危机》(1971)，提出三种模型，第一是理性决策者模型，第二是组织行为模型，第三是政府政治模型。奥兹(Wallace Oates)《财政联邦主义》，在该书中，奥兹提出了分权理论、多国财政联邦主义趋势比较以及不同国家的集权／分权趋势，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即效率）研究政府的合理规模。洛克(Francis E. Rourke)在《政府机构、政治与公共政策》(1976)一书中，感兴趣于检查政府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府机构如何运行、从何处获得权力并运用这些权力。
5.政府改革与行政学发展新趋势(1980-2000)
政府行政的职业化在八十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检查，尽管早期的怀疑更多地出现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以使行政政策更好地响应社会和政治需要。八十年代初，里根政府就开始控制政府规模。里根政府许诺减税，精简政府开支，将政府职
在八十年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着承担不断增加的行政政策压力。官僚主义不再是联邦政府特有的现象。从1950年到1980年，州与地方政府雇员从4百万增至1千3百万(Van Riper, 1983)，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现在州与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政策责任并自筹公共项目经费。而且，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增长，要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里根总统说“政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克林顿似乎委婉一些，“政府官员都是好人，但他们囹圄于不好的政府管理制度”。
在九十年代，精简政府的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克林顿上台伊始，就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即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NPR）。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即精简35万雇员，占联邦雇员的16%（张梦中，1999年）。这场以权力下放、规章制度精简、市场导向为价值取向的重塑政府运动至今仍在持续。尽管美国理论界对奥斯本(David Osborne)与盖布勒(Ted Gaebler)合著的畅销书《重塑政府：企业精神是如何改变公共部门的》(1992)很少有积极的评论，毋庸置疑，该书成为克林顿政府改革的实践指南。另外两个纲领性文件是1993年NPR报告《从重视过程到重视结果：创造一个花钱少、工作好的政府》以及《政府业绩与结果法案》。
重新评价官僚体制与预算
科普斯基(Nichael Lipsky, 1940-)在《街道一级的政府》(1980)中阐述了公共部门的雇员在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政策制定者。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拥有的自主权、他们与公众的广泛接触、他们对许多公共机构资源的控制使得他们成为公共部门决策制定的核心力量。利普斯基检查了责任、公平、市民得到服务的方便程度等内涵。
在政治上定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赢利部门职能的同时，一场预算战役也展开了。国会通过了里根关于三年裁减税收的计划。随后，里根又敦促减少国内开支，同时增加国防费用。预算理论家开始检查预算理论和预算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左右。凯顿(Naomi Caiden)在1981年《不确定和不稳定中的公共预算》一文中指出，预算环境在变化，其未来受财政紧缩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同一时期的重要预算理论著作还有：施伊克(Alan Schick)《国会与金融：预算、开支与税收》(1980)、《减缩时代的预算增长》(1983)；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如何限制政府开支》(1980)、《预算过程的新政治》(1988)以及怀特(Joseph White)与怀尔德威斯基合著《赤字与公共利益：寻求八十年代的负责任预算》(1989)。
公务员制度改革
人事管理逐渐更名为人力资源管理以反映新的行为科学导向。新的研究强调平等机会、比较价值、生产力与质量管理、依据业绩付报酬、利润分成。在联邦政府层次上，人事管理改革来自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及三头人事管理体制：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裁定冤情和申诉；联邦劳工关系局——与工会一道工作以监督集体谈判事项；联邦人事总署——管理并与其它机构一道工作以影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英格拉姆(Patricia Ingraham)在公务员改革及其政治方面著述甚丰，在她的《功绩制基础》一书中对人事改革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作了较好的总结。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重塑政府运动大幅度精简了联邦人事总署的公务员，裁减幅度达47%，许多职能分权给具体的联邦机构，一些职能承包出去。
重新发现公共行政的合法基础与道德
八十年代的一个主题是对法律和责任的关注。罗森布卢牧(David Rosenbloom, 1943-)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分权》(1983)一文对现代公共行政学概念中管理模式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罗森布卢牧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与行政部门相联，政治理论与立法部门相联，法律理论与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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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普鲁斯曼(Jeffrey Pressman)与怀尔德威斯基合写了现在成为经典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署在为公共工程和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援助所遇障碍的案例研究，但作者并不陷入对行政技术讨论的细节。作者认为，政策计划和分析往往未能考虑到执行的难处。除案例分析外，作者提供了行政战略、项目计划、政府能力和社会科学家对执行研究的咨询建议。
七十年代的其它重要著述与政府管理特点
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管理有三大特点。一是水门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对职业伦理道德的觉醒。莫希尔(Frederick C. Mosher)等人的报告《水门：对负责任政府的建议》(1974)敦促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公共部门的伦理教育。二是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Z【原刊地名】)的采纳与中止。卡特于1977年命令联邦政府采纳ZBB的使用，但ZBB因不适用而于1981年里根上任后自动废除。三是资源短缺导致政府的精简管理。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迫使百姓的税收增加，公众不再支持政府的继续增长。利万(Charles B. Levine, 1939-1988)在《组织衰减与精简管理》一文中认识到半个世纪的预算正增长结束了，新时期的负预算成为现实。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克里斯罗夫(Samuel Krislov, 1929-)《代议官僚制》(1974)，探索功绩制、人事选择与社会公平。艾里森(G. T. Alison)《决策精髓：解释古巴导弹危机》(1971)，提出三种模型，第一是理性决策者模型，第二是组织行为模型，第三是政府政治模型。奥兹(Wallace Oates)《财政联邦主义》，在该书中，奥兹提出了分权理论、多国财政联邦主义趋势比较以及不同国家的集权／分权趋势，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即效率）研究政府的合理规模。洛克(Francis E. Rourke)在《政府机构、政治与公共政策》(1976)一书中，感兴趣于检查政府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府机构如何运行、从何处获得权力并运用这些权力。
5.政府改革与行政学发展新趋势(1980-2000)
政府行政的职业化在八十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检查，尽管早期的怀疑更多地出现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以使行政政策更好地响应社会和政治需要。八十年代初，里根政府就开始控制政府规模。里根政府许诺减税，精简政府开支，将政府职
能承包出去，促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格雷斯委员会(Grace Commission)呼吁用企业的方法管理政府，使专业公共部门经理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压力(Goodsell,1984)。一些人士认为，私营部门在满足公共部门的需求方面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并且替代公共部门(Savas 1982)。结果是行政的多元化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打下基础(Behn 1980;Ingraham and Barrilleuax 1983)。通过非公共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努力——即私有化——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发展较快。中心城市由于预算的压力而欣赏私有化。当然，组织良好的公共部门工会反对这种趋势。在郊区，私有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八十年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着承担不断增加的行政政策压力。官僚主义不再是联邦政府特有的现象。从1950年到1980年，州与地方政府雇员从4百万增至1千3百万(Van Riper, 1983)，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现在州与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政策责任并自筹公共项目经费。而且，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增长，要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里根总统说“政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克林顿似乎委婉一些，“政府官员都是好人，但他们囹圄于不好的政府管理制度”。
在九十年代，精简政府的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克林顿上台伊始，就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即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NPR）。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即精简35万雇员，占联邦雇员的16%（张梦中，1999年）。这场以权力下放、规章制度精简、市场导向为价值取向的重塑政府运动至今仍在持续。尽管美国理论界对奥斯本(David Osborne)与盖布勒(Ted Gaebler)合著的畅销书《重塑政府：企业精神是如何改变公共部门的》(1992)很少有积极的评论，毋庸置疑，该书成为克林顿政府改革的实践指南。另外两个纲领性文件是1993年NPR报告《从重视过程到重视结果：创造一个花钱少、工作好的政府》以及《政府业绩与结果法案》。
重新评价官僚体制与预算
科普斯基(Nichael Lipsky, 1940-)在《街道一级的政府》(1980)中阐述了公共部门的雇员在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政策制定者。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拥有的自主权、他们与公众的广泛接触、他们对许多公共机构资源的控制使得他们成为公共部门决策制定的核心力量。利普斯基检查了责任、公平、市民得到服务的方便程度等内涵。
在政治上定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赢利部门职能的同时，一场预算战役也展开了。国会通过了里根关于三年裁减税收的计划。随后，里根又敦促减少国内开支，同时增加国防费用。预算理论家开始检查预算理论和预算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左右。凯顿(Naomi Caiden)在1981年《不确定和不稳定中的公共预算》一文中指出，预算环境在变化，其未来受财政紧缩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同一时期的重要预算理论著作还有：施伊克(Alan Schick)《国会与金融：预算、开支与税收》(1980)、《减缩时代的预算增长》(1983)；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如何限制政府开支》(1980)、《预算过程的新政治》(1988)以及怀特(Joseph White)与怀尔德威斯基合著《赤字与公共利益：寻求八十年代的负责任预算》(1989)。
公务员制度改革
人事管理逐渐更名为人力资源管理以反映新的行为科学导向。新的研究强调平等机会、比较价值、生产力与质量管理、依据业绩付报酬、利润分成。在联邦政府层次上，人事管理改革来自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及三头人事管理体制：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裁定冤情和申诉；联邦劳工关系局——与工会一道工作以监督集体谈判事项；联邦人事总署——管理并与其它机构一道工作以影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英格拉姆(Patricia Ingraham)在公务员改革及其政治方面著述甚丰，在她的《功绩制基础》一书中对人事改革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作了较好的总结。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重塑政府运动大幅度精简了联邦人事总署的公务员，裁减幅度达47%，许多职能分权给具体的联邦机构，一些职能承包出去。
重新发现公共行政的合法基础与道德
八十年代的一个主题是对法律和责任的关注。罗森布卢牧(David Rosenbloom, 1943-)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分权》(1983)一文对现代公共行政学概念中管理模式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罗森布卢牧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与行政部门相联，政治理论与立法部门相联，法律理论与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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