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四个基本问题

就更难以是正确的了。  
我们过去由于在对人民利益的认识态度上的主观偏见，导致了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严重失误。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党的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二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要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公式，就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于是，任何违背这一公式的主张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从而又为阶级斗争提供了理由，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失误，模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目的，把手段、途径、措施层面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并把它们当作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以坚决的维护。这种失误导致的僵化、停滞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损失毋庸赘述。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在怎样准确表达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极其鲜明地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上，只有目的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手段层面的东西则是应该被检验、被选择的，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根本目的的。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根本目的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小平同志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并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做出了精辟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通过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形式，不仅不代表人民利益，恰恰需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来衡量和取舍。在这个根本利益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没有理由表白自己的神圣，都要低下头来接受检验。  
邓小平在如何准确表达人民利益问题上彻底克服了固守僵化模式的错误，把目的提到第一位，确实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正确把握了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这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目的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最适当的手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中心城市暴动还是建立农村根据地，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是进攻还是退动，诸如此类，无非都是不同手段的选择，只有能够实现革命战争胜利这一目的的，才是正确的。而固守俄国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者曾经给毛泽东扣上了“机会主义”、“经验主义”、“逃跑主义”等大帽子，以为民主革命全世界只有一种战略技术可用，邓小平也曾因此受到牵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个中是非曲真，历史早已昭示明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应该从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目的上来认识人民利益，并围绕它来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以对生产力的高度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关注来表达人民利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和杰出发展。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探求的美好未来，这就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旧的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83页。）；共产主义只能产生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2页。）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也明确指出：“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注：《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54页。）可见，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们的一脉相承的思想。邓小平忠实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和对庸人的超越放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人民利益的完整准确的表达，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这就是现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这三大目标开展工作，才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  
三、以什么内容来广泛涵盖人民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从错误的认识态度出发并做出了错误的表达，所以必然无法广泛涵盖人民利益固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可避免地把人民利益看成某种孤立的简单划一的东西，除了“枪杆子、印把子”以外，其他的诸如求富、求乐、求专业成就、求个性发展、求心灵安宁、求个人志趣的实现等等，都认为是违背人民利益而加以排斥。于是，在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私与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相互关系问题上充满了形而上学，凡是沾了个人、私和资本主义边的东西，就一律被认为是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甚至连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一类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文明成果也被打上资本主义的印记而排除在人民利益之外，更不要说那些虔诚的宗教信仰、纯真的花前月下、多彩的服饰装扮，丰富的个性表达、专注的个人奋斗等等了。这种对人民利益的认识上的狭隘性，毫无道理地把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搞成了“清一色”，一方面压抑了人本身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伤害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原本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的可亲可近的社会主义成了不得不按某种规定的道白和动作进行表演的舞台。这一切，显然都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以邓小平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也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广泛涵盖，对现阶段人民利益做了最宽厚的包容。政权巩固、社会安定自不待言，其它凡是有利于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这一共同理想的，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而不是简单地以个人还是集体、私还是公、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划线。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个人利益的提问时说：“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

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51～352页。）明确提出了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承认和满足，在谈到有人主张“解决”雇工经营的个体私营经济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并指出“‘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38页。）还语重心长地说服党内的同志：“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对老中青科学家，“不管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恐私”、“恐资”、“恐个人”一类的东西，不但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恰恰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须克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的广泛性的思想，提出了四个“一切有利于”的明确主张，即：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都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切实

《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四个基本问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