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等：民主变革：从为民主而奋斗走向自主治理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言”中认为，对民主的追求，“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它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Tocqueville,　[1835,1840]　1990,　1:　6-7)。这一看法使他“唯恐上帝惩罚”(同上，6)，在此，他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人，根据“自然界的年复一年的正常运行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能够看到上帝意志的某些征兆　(同上，7)。根据这一观点，“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同上)。

在最近若干年里，许多国家已经建立或者重建了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同时，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已经发现了民主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民主政府之间即使发生过战争，那也很少(Russett,　1993;　Brown,　Lynn-Jones,　and　Miller,　1996)。这一研究重新发掘了伊曼努尔·康德永久性地确立“永久和平”的信念(Doyle,　1983,　1986,　1997)。康德认为，“共和制国家”数量的增加应该最终导致形成一个非正式联盟，并普遍认可普世的规则。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为永久和平提供了基础(Kant(1795),　1991b)。

康德预期在这一进程中还会有戏剧性的回潮，但是他相信，每一个回潮，最终将有助于成功地确立永久和平。“大自然就再度地利用人们的、乃至于大社会以及国家共同体这类被创造物的不合群性作为手段，以便从他们不可避免的对抗之中求得一种平静与安全的状态；这就是说，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缺匮而在进行着起初并不会是完美的种种尝试，然而在经过了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于是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却终将达到即使是没有如此之多的惨痛经验、理性也会告诉给他们的那种东西，那就是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这时候，每一个国家，纵令是最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须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须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无论这个观念会显得何等地虚幻……然而这却是人们彼此之间相处的需要所必不可免的结局。”(Kant[1784]1991a:　47-48)

国际关系学者很少安于支持康德率直的神学性的断言，但是很关心最近“民主和平区”扩张的根源。与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分析不同，康德并没有搞清楚，即使在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所有条件都实现的时候，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依然会发挥作用。本文将认为，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不稳定性的关怀同样可直接应用于和平世界秩序的分析。

尽管人们还可以继续进行很多研究，从其他角度解释民主和平现象，但为扩大这一“民主和平区域”的实践努力辩护的理由却是学者对其经验事实的广泛认同。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坚持建立民主制度是继续援助的前提条件。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受到日益增长的有关民主之美德的共识之挑战，要尊重其所有公民的人权。

我们回想民主与和平是整个20世纪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这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激进的革命横扫俄国、中国，对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革命是由一些人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这些人预设革命能够控制帝国性国家权力机器，改造财产权利，造就具有善良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实现人类的解放，实现共同民主，国家将消亡，消灭导致战争的阶级对抗。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在发展帝国主义的人和企图抵制这些帝国主义贪婪的人之间进行。随后，民族控制其自己的治理的渴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并继续进行着控制国家权力的斗争。每一个大陆上的每个人都介入了某种形式的争取民主的斗争。

追求人类解放的人组成了一个权力集团，认为自己是自由世界的人也组成了一个权力集团，两者相互对抗，构成了两极世界。在极化的派别对抗中，继续争取民主，这把世界人民的精神状况提高到了新的疯狂水平。随后导致的破坏的规模，还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农业的集体化、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激起的恐怖浪潮史无前例。在当代世界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种族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遥相呼应。

我们如何把托克维尔和康德有关民主发展的乐观断言与20世纪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协调起来呢？他们关于事物的自然进程和事物发展的永恒趋向的猜想，对于植根于这些知识体系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文和社会专业知识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困难在于事物发展的永恒趋向在人类社会中是沿着极不寻常的轨道前进的。而且，这一进程的特色取决于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知识、道德和信念的质量。

这一“不可抗拒的革命”的革命特色还进一步夹杂着推翻以前的人类社会治理模式。托克维尔认为：“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Tocqueville[1835,　1840]1990,　1:8)。这使它有余地发挥其“荒野的本能”(同上，7)，民主将在它所创造的废墟中前进。

本文将通过考察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有关的学者所开发的分析框架(KISER　AND　E.　OSTROM,　1982;　E.　OSTROM,　GARDNER　AND　WALKER,　1994;　MCGINNIS,　1999A)来考察和提升托克维尔的关怀。这一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把决策的情境置于两个因素的背景之中：物质条件和社群的属性。行动的情境分为三个选择领域：操作选择、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托克维尔著作的不同方面都能够与这些环境性变量与选择领域（在以前的著作中有时称分析层次）联系起来，我们在下文将阐述这一点。这一做法也揭示了托克维尔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有关方面，它们与民主治理对实际环境的潜在的破坏性后果有关。

我们分析的基础是把民主概括为一个多中心秩序环境中的自主治理的过程。在新近的政策讨论和学术分析中，“民主”一词已经等同于先进工业化的北美和西欧地区存在的有限范围的选举、立法、官僚和司法制度。结果，讨论就着眼于促进“转型”的进程，即以一组公认民主的制度取代以前独裁的制度。Fj4.Pt@+#,w*~6 OqjW6\}X!p^])t毕业论文范文Qn*0b=R:+=PUBZn5CSI/z5

我们认为，“转型”一词不足以表达要为可持续的自主治理建设稳定的基础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较喜欢把民主当作一系列持续的“变革”，包括人民对其自身的基本态度以及周围实际世界的变革。论文迈克尔等：民主变革：从为民主而奋斗走向自主治理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争取民主，导致了破坏，而不是产生收益，其条件是什么？这对于20世纪末关心政治科学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民主社会是易于腐化的，因为本来自力更生的人倾向于越来越依赖政府来解决其集体问题。多个权威服务于交叠的管辖区域有其好处，但强化和集中权力的压力摧毁了它们。作为学者，我们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构想和分析保持敏感，因为它们可能会强化或者摧毁富有活力和可持续的民主之重要因素。

在第一节，我们将简要地概括托克维尔有关民主基础及其潜在的脆弱性基础的结论。随后详细探讨民主解体的路数。这些路数与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相关。

第一节　托克维尔关怀之再思考

《论美国的民主》的核心主题是盎格鲁－美利坚人从事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TOCQUEVILLE[1835,1840]1990,　1:　25)。在讨论有利于美国民主稳定的因素时，托克维尔首先强调“民情”，其次强调“法律”，第三强调北美大陆的自然条件。即使宗教“对社会的政府没有直接作用”，但他还是认为宗教在政治制度中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影响民情(同上，305)。在“法律”中，最有助于美国民主持续的是联邦形式的政府，乡镇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北美大陆的自然环境减少了欧洲军事斗争的威胁，提供了富饶的土地和资源，其重要性居第三位。

威胁美国民主活力的条件与多数暴政、奴隶制以及对非洲裔人的偏见等因素有关，在将来几代人之后，有助于民主活力的民情很可能复制不成，政府制度也可能难以维持。当当官的人能够运用其权力以人民的名义支配相关决策结构、并寻求其作为统治精英的优势时，类似于多数的暴政的危险就会发生。托克维尔用民主独裁制来表示公民在几代人后不能保持其结构性的权利意识，忽视政治的艺术与科学，转而求助于管理最广泛事务的“政府”来解决其所有的问题。

多数暴政和民主独裁制相结合，民主的长期活力就面临着危险。机遇和强力，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很可能成为“不可抗拒”的驱动力，在另一些时空中开辟自己的道路。自负地通过强制实施普遍的法律来确立普遍的原则，否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具有的自然和文化的现实。

或许现在应该考虑为民主而奋斗的教训了。这些奋斗的教训能够有助于为新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政治学吗？经过认真的深思熟虑，这些努力能够为发展从地方社群到全球规模的社群日常生活合作关系的艺术和科学提供基础吗？

托克维尔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指出：“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是艺术的产品；中央集权将是自然的政府”(同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