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 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 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